宫崎市定中国史

RM54.60 RM78.00

作者:[宫崎市定

翻译:焦堃 瞿柘如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3月

ISBN:978751392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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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权威:作者宫崎市定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史学大家

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都是他的书迷!

 

★ 好看:文学家的叙事力 思想家的洞察力

宫崎市定有着学者中少见的平易畅快文风,对于中国历史的重要方面也有着个性十足的见解!

 

★ 通俗: 岩波书店的经典通识读本

本书是作者应日本出版界百年老店岩波书店的邀约,为普通读者撰写的中国通史,数十年来广受好评!

 

★ 重要:认识宫崎市定,从这本书开始

本书是宫崎市定核心著作,关于景气史观、唐宋变革、中国的文艺复兴等重要观点,尽收其中!

 

 

 

内容简介

史学泰斗、“汉学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宫崎市定核心著作,写给普通读者的通识经典!旁观者的视角,世界史的立场,展现不一样的中国历史脉络。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在众多领域都有创见,被认为代表着日本中国史研究的Z高水平。本书是他积四十年研究与教学经验、面向普通读者的结晶之作,以世界史眼光和社会经济史视角为特色,拥有平易的文风和明快的思维,能把精致的实证研究与大气恢弘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他的研究成果和特色。

 

精湛深厚的京都东洋史学风、与国内学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思路与视角;对于书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曾做过专门的研究;将中国置于世界史的进程之中,以“景气史观”阐述盛衰兴亡;几乎从不引经据典,论述全凭记忆力与洞察力;三百余个小标题和平均八百字的篇幅,形成独立又贯通的易读结构;愉快而酣畅的叙述,只为唤起普通读者的兴趣。这一切使这部中国通史具有了深厚的学派底蕴、强烈的个人风格、全新的启发性和极佳的可读性。

宫崎市定中国史(精装) - 文轩书苑

[日] 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中国史》《科举》等。

成祖永乐帝

  

燕王便是永乐帝,其庙号最初为太宗,后改为成祖。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官僚受难之残酷,没有更甚于明代的了。除了每遇事端便一再进行的大规模杀戮,还有随时因为琐细过错而到来的不测责罚。太祖时,官僚经常惴惴度日,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官僚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职责,因而将责任追究到底的原则是正确的,其实明王朝正因此才保住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不过官僚的生活因此很不安稳,难以忍受。虽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不喜欢,不当官僚不就行了?然而,官僚的身份自古以来便万人垂涎,地位提高后,从当天起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耍威风,这么有魅力的职业别无能比。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都甘愿入虎穴。幸好恐怖的时代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时代变了之后,官僚的黄金时代说不定又会回来。不过,有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这么可怕的职位,绝对不干。他们不要官阶,不要特权,情愿一介庶民,在都会的尘埃中享受身心的平和。像这样,文化人的生活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裂,是明代的特征,也是与宋代不同的地方。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