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购】七堂极简哲学课

 以上四个字中，①是金文，②是小篆，两字均为上下结构，下为“心”字；③是小篆异体，④是楷体，两字下皆为“口”字。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对“哲”字解释道：“知也。从口折声。悊，哲或从心。”段玉裁注解说：“释言曰：哲，智也。《方言》曰：哲，知也。古智知通用。按凡从折之字皆当作斤断艹。各本篆文皆作手旁，用隶改篆也，今悉正之。”

依照段玉裁的解释，“折”字的意思是以斧斤斩断草木的意思，所以“折”字左边的提手偏旁悉数应该改为“艹”。而许慎在解释“析”字时则说：“破木也，一曰折也。”段玉裁继而注释道：“以斤破木，以斤断艹，其义一也。”

如此说来，则“悊”字同“惁”意义相同。       古人用斧头砍伐树木是为了什么呢？我想，其一是开辟道路，扫除前进途中的障碍。其二是使用木材，建筑房屋。也就是一者为“破”，一者为“立”，“破”可以是为“立”做准备，所以“破”与“立”相即不离。同样，如果在“心”上有所“破”与“立”，那就是智慧的行为。在心中扫除思虑的障碍，使自己心境澄澈，就如同在森林中砍伐树木，廓清道路，见到阳光一般。扫清有碍自己前进的思想痼疾，突破凡俗成见、突破常识束缚，从而迎接全新的思想状态，这就如同使用外来的材料，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谁若想建筑大厦，就必须首先进行一番清理和奠基的活动，同理，谁若想有所建树，就免不了要在心灵之上进行一番“破”和“立”的工作，析心为哲，此即哲学功用之一端。  

5. 从心到口

      析心为哲，哲学原本就有分析的意思，所以说哲学从本质上讲就是批判的。我们不要把“批判”简单地当作是批评或者谩骂，批评仅只是rebuke，而批判则是critique，前者包含更多的个人主观情感，而后者重在对事物的客观分析和评价。所以批判不是与赞扬对应，而是与不分析事实就横加评论、乱扣帽子的独断论相对应。       从“惁”到“哲”，发生了由“心”到“口”的转变，根据何在呢？段玉裁认为，是浅薄之人，误将“哲”字等同于“悊”字。他说：“悊与哲义殊。口部云：哲或从心作悊。盖浅人妄增之，因古书圣哲字或从心而合之也。”其实，哲学是思想系统的有机体，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内心的主观感悟的层面，无以言传、无以意表，那最多只能是宗教体验而已，绝不能称之为哲学。哲学必须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递和交流，简言之，必须实现从心到口的过渡，说不清道不明的体悟，与幻想和谵妄何以区别呢？       现今的“哲”字似乎是“折”人之“口”的意思，也就是说，雄辩的人就是智慧的哲人。古希腊的确有教人辩论术的智者，他们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智慧，而只是为了谋取生计。智者曾经提出不少诡辩，类似于先秦名家公孙龙的“白马论”“离坚白”之类命题，但很明显，这些诡辩“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篇》）在太多的辩论中，双方都不是哑巴，但却都是聋子，他们互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结果，所谓的辩论，只不过是两个人在面对面进行独白而已。哲学并不热衷于辩论，因为哲学不是教人逞口舌之利的学问。

6. 口耳之学

      口耳之学与身心性命之学的对立，早在《论语》中已经显露端倪。宰我能言善辩，屡屡遭到孔子的批评；颜回“似不能言者”（《论语·乡党》），却多次得到老师的赞扬。孔子明确表示了对于“巧言令色”的嫌恶和对于“刚毅木讷”的认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孔子对于口耳之学的否定态度。与口耳之学相对，孔子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可以做一个器皿”。如果成为一个器皿，那就是形而下者，是一个物体，虽然可以有用，但却缺失形而上的人文内涵。“君子不器”不是说君子百无一用、不成器，而是说君子绝对不可以囿于一器之用，应该成为发明本心、克复明德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工程师，成为一个翻译家……但如果仅只是学习了一些工具性的知识而没有能够在精神方面使自身得以提升，我们只能被孔子看成“器”。工具性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份工作，获得一个生计之道，但远远不足以使我们同自然、社会、他人其乐融融地相处，甚至不足以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和谐与宁静。所以，“君子不器”并非是说君子不成器，而是说君子应该廓通天人、发明本心，保持自己形而上的追求。       荀子在《劝学篇》中比较了口耳之学与君子之学的对立，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口耳之学就是基于闻见之知的工具性学问，不能使人发明形而上的“明德”去烛照万物，做到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7. 大人境界

      张载说：“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正蒙·大心篇》）学道的目的是大心成性、天人合一，实现民胞物与的境界，即“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乾称篇》）       从根本上说，道家哲学同儒家哲学对人生最高境界的描述，并无实质的区别。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谦，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可见，庄子所毁弃的仁义是假仁假义，而非大仁大义，“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庄子把儒家分为真儒和假儒，正如孔子把儒生分为‘君子儒’和‘小人儒’一样。庄子赞美真儒，蔑视假儒。”唐代的韩愈已经怀疑庄子原本是儒家弟子，后来章学诚、章太炎、郭沫若等人均持相似观点。       《周易》为儒道两家所共同推崇，《乾卦》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与宋代易学家邵康节对于圣人的描述基本吻合，《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说：“圣也者，人之至者也……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者焉。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功，身代天事者焉。又谓其能以上顺天时，下应地理，中徇物情，通尽人事者焉。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今古，表里人物者焉。”  

8. 知行合一

      有学者认为，儒家哲学是世界诸多思想文化中唯一心甘情愿做人的学问，即不否定世俗生命，不渴求彼岸或来世的超脱。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哲学属于内在超越的理论，表现为知行合一、内圣外王。内在超越是知，外在事功为行。因此，知行关系，是贯彻中国哲学史中的一条线索。《古文尚书·说命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提法，但早在先秦时期，知易行难的思想已经存在。孟子强调践行，他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这与孔子谈及“色难”问题时的用意相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孟子还讲过“月攘一鸡”和“挟太山以超北海”的寓言，都是为了说明“克己复礼为仁”。      在知行关系上，河南程颐认为知先行后，但知难行亦难，他说：“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自古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以此见知之亦难也。”（《遗书·第十八》）朱熹学宗二程，他提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       王阳明力主知行合一，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王阳明全集·卷六·答友人问》）《传习录》中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今录其文于下：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       只有做到身体力行的实践，才能算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王阳明说这是“功夫”。王阳明的论述这让我联想到子夏的话，即“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的确，中国哲学并不在形而上学的思辨上发展，几乎不存在作为西方哲学之根基的认识论问题，即便是说中国哲学的长处在于伦理学或政治学，也总会让人觉得踌躇不安。事实上，如果不用“哲学”两字来指称中国的传统学问，那么，称其为“中国功夫”便是再恰当不过的啦。       

9. 无用之用

      有太多人会问，哲学有啥用？       马克思的墓志铭中刻写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简言之，马克思认为以前的哲学的毛病就是不结果实，能够改造世界的哲学才是真正有用的学问。但自古就有对于哲学使命的不同理解，比如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他认为灵魂有三种高下不等的追求，即沉思、荣誉和利益。如果将人世比作奥林匹克运动会场，则有人是来做生意的，有人是来比赛争夺荣誉的，只有少数人是旁观沉思的。如果用功名利禄为标准来衡量哲学有用无用，那就如同用商人的标准来评价战士，用耳朵的功能来衡量眼睛，因此，要求哲学有用，本身就是对哲学的非分要求。       当惠施批评庄子的思想“大而无用”（《庄子·逍遥游》）之时，庄子回答说，野猫和黄鼠狼东西跳梁、不避高下，自以为有能耐，结果常常中于机辟、死于网罟，难道这就是它们的聪明的用处吗？小则有用，猫小，故能捉老鼠；相比之下，斄牛大若垂天之云，反而不能捉老鼠。人的思想也与此类似，以具体事物为对象的思虑，常被视为有用，而哲学思维纵贯往来古今、上下四方，则会被认为空洞无物。《庄子·外物》中有一次记载了庄子与惠施的争辩：       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即“掘”）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人们走路，只认为自己脚踩的那一寸土地有用，其余的土地都无用，果若此，将其余土地挖成万丈深渊，人们还能安心地走路吗？《老子》第十一章中也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无相辅相成才能成就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世人之通病，皆长于争强，而拙于守弱；长于利“有”，而拙于用“无”。然而，“无”之用可谓广大至极，哲学思考决不能轻忽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