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堂大体解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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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翰蓁、李翠卿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ISBN:978720310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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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问题:医学生们第一次上解剖课是什么感觉?获得台湾地区金鼎奖的《我的十堂大体解剖课》,能够全面而严谨地解答这个问题。 

◎本书带领读者走进大体解剖室现场,见证生命终结后价值与意义的延续:在医学院,有一群很特别的老师,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给学生的,是货真价实的“身教”。他们被称为“大体老师”,又被尊称为“无语良师”。这群老师们在生命终了之后,遗爱人间,提供躯体供医学生解剖下刀,以做好将来行医的准备。 

大体解剖课是医学院校中教学上重要的一环,通过这个过程,学生经由实际的触碰与观察,学习身体的构造。每一堂大体解剖课,都是对科学奥妙与生命意义的探索过程。

◎对医学领域以外的人来说,解剖学深奥复杂,对“大体解剖”既好奇又害怕。《我的十堂大体解剖课》可以让读者了解:人们充满好奇又觉得可怕的解剖室中,发生过哪些故事?从捐献遗体、解剖启用到最后的告别,大体老师与学生之间产生了怎样的独特“师生情谊”?大体老师生前*后的愿望是什么?若有机会跟学生面对面对话,他们会想说些什么?

◎通过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丰富案例,系统串联起人体结构的基本常识,展示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科学知识:

为何说热恋时的一见钟情,可能跟大肠里的细菌有关?如何从人体骨骼构造的角度解释为何婚戒要戴在无名指上?为什么说一般人认为的“心脏居左边”,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健身时,漂亮有型的腹肌为何难以练成?

 

内容简介

大体老师是医学院校中特殊的教育工作者。这些“无语良师”生命终了之后,遗爱人间,捐献躯体供医学生解剖。大体老师希望自己的奉献能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以及尊重生命与勇于奉献的态度,在将来执业时,温暖、体恤地面对病患,成为术德兼备的优秀医生。.本书完整展现了大体老师“以身示教”的全过程,使读者如同亲临解剖现场。作者的叙述平易近人且不乏幽默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依照人体结构循序渐进,将原本有些枯燥甚至惊悚的大体解剖过程及相关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意趣盎然。书中融入了深邃哲思与人文关怀,详细展现了遗体捐献的价值与意义,更阐明了医学教育的意涵。

这是十堂有关人体解剖的启蒙课,揭开医学解剖室的神秘面纱;是对于人体科学知识的普及课,揭示人体构造的精微奥妙;更是一场生命教育课,启发每个人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简介

何翰蓁

台湾大学动物学系学士,动物学研究所硕士,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2003年起任教于慈济大学医学系解剖学科。对形态学情有独钟,自称“视觉系”研究人员,热爱以双眼及显微镜观察生物形态之美。

李翠卿

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曾任职于杂志社多年,现为自由文字工作者

试读

特别的老师在医学院,有一群很特别的“师资”,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来传道、授业、解惑,他们给学生的,是货真价实的“身教”。我们称他们为“大体老师”。在我所服务的慈济大学医学院,又尊称他们为“无语良师”。这群老师们在他们生命终了之后,遗爱人间,提供他们的躯体,让医学生解剖下刀,以做好将来行医的准备。因为华人普遍希望死后能“保留全尸”,早年供做解剖用的遗体极少来自自愿捐赠者,多半都是路上倒毙的无名尸,或是没有亲人的退役军人的遗体。这些遗体经过公告三天之后,若无人领回,才会分发到各医学院做防腐处理。所谓的遗体防腐处理,通常是以福尔马林(即37%甲醛溶液)、苯酚、酒精、甘油和水调配为防腐剂,以浸泡或注射进血管的方式,让遗体经久不腐。传统处理方式为经血管灌注防腐剂后,再将遗体浸泡于10%的福尔马林溶液。用浸泡方式处理的遗体,味道极为刺鼻,学生上课经常被刺激得眼泪鼻涕直流,但这种方式对于状况较差的遗体有较好的防腐效果。早期各医学院校多半都是采用浸泡方式防腐,做法是在实验室里设置小型游泳池般的大型水泥槽池,注满福尔马林,再将别好吊牌的遗体一具具浸泡在其中,用木板压在上面,使遗体长时间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以达到防腐效果。慈济大学在创校之初,考量到浸泡的方式会牵涉多位大体老师叠放的问题、课程开始前的打捞及刷洗等,都对大体老师不够尊重,因此首开先例,采用干式储存的方式。将大体老师清洁消毒后,以血管灌流方式,将大约14公升的防腐剂(含4%甲醛)注射进遗体血管,再将遗体存放在15.6℃的环境里,每位大体老师有各自的存放空间。放置一段时间,让福尔马林溶液充分渗透遗体组织,之后才供学生解剖。因为体表及肠道内细菌的作用,一般来说,在温度为20℃左右,尸体的组织只要经过48小时,即会出现明显的尸斑与气味。当年大体老师的来源多半是无名尸,且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被发现时,遗体的状态可能就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但在被发现以后,还要经过三天公告,无人领回,才能分发到各大医学院用作解剖教学。因此早期解剖教学防腐处理的遗体,很多时候情况都是不太好的。记得以前在其他学校担任助教时,曾处理过一具遗体,已经散发出浓烈的腐臭味了才被送来。我们都已经对遗体气味习以为常,但那一具遗体的情况实在太糟,组织开始分解,尸胺气味浓到口罩也挡不住。我们在进行防腐处理时,三个人必须轮流出去呕吐,才能把工作完成。因为早期大体老师的来源实在太少,数十位医学生才能分配到一具遗体;即便是现在,许多医学院还是得十几个学生使用一具遗体。这么多人挤在一个解剖台旁,不是每个人都能亲手解剖各个部位,学习效果多少会打折扣。大体解剖学与模拟手术相较之下,慈济大学的医学生真的很幸运。1995年,慈济大学拥有了第一位自愿捐赠大体的无语良师。在证严法师的感召下,许多人都愿意在死后将遗体捐出,至今签署大体捐赠同意书的人数已超过三万,而且,男女比例约二比三,打破了以往缺乏女性遗体的困境,这是难以想象的宝贵资源。因为有这么多人的信任与托付,大体来源充足,我们才能让每四到五个医学生就分配到一位大体老师,所有医学生都有机会亲自动手解剖人体的各个部位,累积行医的经验。而且,因为都是自愿捐赠,这些大体老师的状态都保存得很好,有利于学生学习。学校对捐赠者能否成为无语良师,设下了相当严谨的标准,除了订立捐赠时身体状态的规范(例如,不接受曾做过大手术、重大器官移植,或重大重建手术者,或有未愈合的大伤口者等)以外,为了赶在身体组织器官坏死前进行防腐处理,使各部位构造尽量接近生前的状态,学校还要求家属必须在大体老师逝世后24小时内将遗体送到学校,以便进行防腐处理。经福尔马林防腐处理的无语良师,主要用于大三的大体解剖教学;有些遗体则不进行福尔马林防腐,直接急速冷冻,以用于大六的临床解剖与模拟手术教学。为什么用于模拟手术的大体不进行福尔马林防腐呢?因为福尔马林溶液会让蛋白质变性凝固,做过防腐处理的人体组织质感较硬,跟活人相去甚远,所以为了让医学生能进行拟真的临床手术,必须使用未经福尔马林防腐的大体来学习。针对要用于模拟手术的大体,规定更严格。遗体必须在过世8小时内送到慈济大学,急速冷冻到-30℃的环境中。等到要上课的前三天,技术人员会将大体老师取出回温。这些大体老师没有经过福尔马林固定,皮肤仍有弹性,组织质感跟活人接近,差别只是在于没有体温、心跳、呼吸、血流等生理征兆。这个学习过程对医学生而言非常重要。医学生、实习医生利用在医院见习、实习的机会,逐渐熟悉医疗术式。他们跟在医生旁边观摩,虽然能够知道原理与技巧,但在进行临床实际操作时,仍有许多“诀窍”,这可能就不是用“看”就可以心领神会的。以气管插管为例,虽然医学生可能看医师操作过很多次,但真正自己做时,只要插管的角度不对,就会给病人增加许多痛苦;又如病人气胸或胸腔积水时,必须在肋间放置胸管释放胸腔压力或引流,如何判断正确放置胸管的位置且不伤到胸腔内重要的构造,这都需要熟练的技巧。可是医师在现场救治病人时,情况可能很紧急,未必能好整以暇、一步一动地指导实习医生。若能在操作于病患身上之前,先在大体老师身上练习,便有时间能够好好学习各术式的关键“技巧”,避免把活病患当练习技术的小白鼠。我们有很多学生毕业后回学校分享,都说很感谢之前在校时就有机会模拟练习急救相关技能,让他们之后的工作更得心应手。这些大体老师不只对还在念书的医学生有贡献,若住院医师或主治医师有需要,也能提出申请。前几年,医院有一个要进行肝脏移植的团队,包括护理人员,就特别提出申请,用没有经过福尔马林防腐处理的大体老师来模拟及优化移植手术步骤,以做好最完美的准备。他们是“人”,不是“道具”用于解剖教学的大体老师,必须在去世后24小时内送来;用于模拟手术的大体老师,更须在8小时内就送来。就专业上,我了解这种要求的必要性;但在情感上,却觉得非常不忍。想象自己至亲若是过世,连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都来不及办理,就得强抑痛失亲人的哀伤,冷静下来处理捐赠事宜,联系、安排救护车,尽快把挚爱的家人身躯,一路颠簸送到花莲,进行防腐处理或急速冷冻,然后,是长达一至四年的等待。这叫人情何以堪?无论是大体老师还是他们的家属,若不是心中怀有宽厚慈悲的大爱,如何能做到这一点?面对如此深情又沉重的一份托付,我们诚惶诚恐、不敢辜负。我们希望学生们在大体解剖学这门课中,不只学到了解剖知识,更能学到怎么待人处世;希望学生在解剖时,不是把解剖台上的身躯当作学习的“道具”而已,而是当作一个“人”—跟你我一样,一个有喜怒哀乐、有故事的人。因此,我们学校要求学生在大体解剖课程开始前的暑假进行家访,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属,从家属的口中认识未来将以身示教的这位老师。早期我在其他医学院担任助教时,有时候不禁会有些愤慨,因为学生们只是把解剖台上的大体老师当作学习工具而已。也许是为了掩饰紧张的情绪,也许是无心,学生偶尔会带着轻率的态度开遗体的玩笑,毫无尊敬或感恩之心。学期末考完试以后,这些供学生学习的遗体经过一学期解剖,运气好的,被肢解的手脚躯干等会被完整地收纳在同一个尸袋里,但很少有学生问及“接下来呢?遗体会如何处理?”在那个年代,剩余的善后工作通常是由技术人员负责,即将收拾在尸袋中的遗体送去火化,遗体对学生而言只是学习的工具。我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又从事解剖教学,按理说应该会很鼓励亲人捐出遗体,但因为担任助教时在课堂上看过许多学生冷漠的态度,以及他们处理遗体的方式,所以当年我的母亲想要签署捐赠大体同意书,希望我在家属同意栏签名时,我强烈反对。一想到我深爱的母亲可能会这么惨不忍睹地被“使用”,最后还像废弃物一样被随便打包处理,我就心如刀割,这份同意书怎么签得下去?这种态度,一直到我到慈济大学任教才有所改观。学校对于大体老师的态度十分慎重,也要求学生们必须以同样的慎重态度对待。我们希望学生们能把大体老师当作“人”,而非“物品”看待,毕竟医生是一个救人的职业。我们期盼这些孩子们将来行医时,能有更多的体恤与仁心,了解他们所面对的,是“人”,而非一具还活着的器官组合。 

不过,结论部分比序言更适于做这样的区分。现在,我们需要对保守主义观念做一个初步的界定。任何明智的保守主义者都不会将深邃精妙的观念体系浓缩成几句大言不惭的短语;这种工作最好留给那些热情的激进分子去做。保守主义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系统;保守主义者从伯克那里继承了一种才干——根据时代的状况重新表述他们的信念。不过,作为实际预设前提,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保守主义的核心是保护人类古老的道德传统。保守主义者尊重先人们的智慧(在伯克有所阐发之前,斯特拉福德和胡克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对一锅端式的变革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社会是一种精神性的现实存在,拥有永恒的生命和精巧的构造:人们无法像拆卸重装机器那样对待它。亚伯拉罕•林肯曾经探究过“何为保守主义”的问题。“它不就是指固守经过检验的古旧之道,反对未经验证的新奇之道吗?”没错,它确实如此,不过它的含义不仅于此。赫恩肖教授在其《英格兰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in England)一书中列出了保守派人士认同的十二项原则,不过,这些原则也许可以再进一步简化,供人理解。我认为保守主义思想包含六项准则。第一,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人联为一体。归根结底,政治问题是宗教和道德问题。狭隘的理性——柯勒律治所谓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仅凭自身无法满足人类的需要。基思•法伊林(Keith Feiling)说道:“每一个托利党人都是现实主义者,明白天地间存在着人类的哲学无法探究或揣摩的伟大力量。人类的理性并不可靠,如果我们拒斥这样的建议,那就犯下了错误。在加略山竖起十字架的是人类的理性;斟下毒芹酒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巴黎圣母院被神圣化的是人类的理性。”政治是理解并应用超越于自然之上的正义的艺术。第二,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因为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崇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这就是昆廷•霍格(Quintin Hogg)[即海尔什姆(Hailsham)勋爵]和R.J.怀特(White)将保守主义描绘为“愉快的趣味”的原因。这种鲜活有力的人生观被沃尔特•白哲浩(Walter Bagehot)称为“灵动活泼的保守主义的恰到好处的源泉”。第三,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唯一的真正平等是道德上的平等;如果被强制立法推行,所有其他试图平等化的努力都将引人步入绝望之境。社会大众渴望有人带领他们,如果一个民族摧毁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差异,很快波拿巴就会填补空白。第四,保守主义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经济上的均等化并非经济进步。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第五,保守主义相信旧习惯,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人必须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因为保守主义者认为情绪是比理性更大地支配人的力量。传统和合理的成见能够制约人的无法无天的冲动。第六,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改革并不是一回事,通常,创新更像是吞噬人类的火灾,而非进步的火炬。社会必须有所更张,因为缓慢的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就像人的身体永远都在自我更新一样。不过,上帝的护理是促成变化的恰当手段,检验政治家的标准是他是否体认到上帝护理之下的真正社会发展趋势。人们会以五法八门的方式背离上述观念体系,或给它补充更多的内容。不过,总体上说,保守派以政治史上罕见的一以贯之态度坚守这些信条。罗列保守派对手所遵循的原则要困难得多。自伯克进入政坛以来,至少有五派主要的激进思潮争取公众的认可:18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休谟的理性主义,卢梭及其盟友的浪漫解放思想,边沁学派的功利主义,孔德学派的实证主义,以及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集体主义的唯物主义。这还不包括那些科学信念,其中最突出的是达尔文主义;对保守主义秩序的首要原则造成重大伤害的正是这些科学信念。以某种公约数来表述这些相互平行的激进主义会显得武断,而且不容于保守主义的哲学观。不过,出于便宜之计,我们可以概括地说,1790年以来的激进主义一般会以下列理由攻击社会的规范性安排:第一,人的可完善性和社会进步的无限性。激进派人士认为教育、实在法和环境的改造可以将人塑造成神;他们否认人类有趋于暴力和犯罪的自然倾向。第二,蔑视传统。理性、冲动和物质决定论分别被推崇为导向社会幸福的引路者,比先人的智慧更值得信赖。正规的宗教被拒斥,各种不同的反基督教观念体系被拿来做替代品。第三,政治均等化。秩序和特权被践踏;彻底的民主——也即实践中尽可能直接的民主——是激进派所宣称的理想。与这种精神沆瀣一气的是对原有的议会制体系的厌恶以及对中央集权的渴慕。第四,经济均等化。古老的财产权——尤其是土地财产权利——受到几乎所有激进派人士的质疑。集体主义的改革者试图全面根除私有财产体制。我们可以试着分辨出它们对国家功能的相同的激进观点,并将之列为第五条理由;不过,这些推崇创新的各主要学派间的观念差距太大,不适合作综合性的概述。我们只能说,激进派人士在鄙视伯克的国家观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伯克视国家为上帝命定的道德实体,一个联结死人、活人和未出生者的精神联盟。对他们简要的描述就到此为止。总而言之,激进派人士热衷造各种名词,喜欢变革;保守主义者则认同儒贝尔(Joseph Joubert)的说法:“就是这些东西将一代一代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里指的是那些古老的政治和宗教体系;“要珍惜父辈们曾用心呵护的那些东西”。假如有人想顺着这些定义作进一步了解,他越早转向考察具体的思想家,其见地就越可靠。在下面的章节中,保守派人士被描述为政治家、批评家、形而上学者、文人作家。正如拿破仑所了解的那样,最终决定事情进展的是思想家而非政党领袖。我就是以此为标准来选择所要考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我希望能够更多地写一写某些保守派思想家——比如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和斯托里(Story)法官;伯克的有些很有意思的追随者——其中包括阿诺德(Arnold)、莫雷(Morley)和布赖斯(Bryce)——没被纳入写作范围,因为他们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保守人士。不过,从1790年到1952年间的保守主义主流思潮都涵盖到了。在一个革命的世代,有时人们会尝试各种新奇的想法,在对它们感到厌倦之后会重新认同古老的准则;而这些古老准则被弃用如此之久,以至于当它们重见天日时,就显得既赏心悦目又康健有力。历史常常看起来就像作为赌具的轮盘;古希腊人的循环论中蕴藏着真理,历史的轮盘可能会转到某个数字,就轮到保守主义秩序出场了。末日审判已被人类从上帝那里夺了过来,可能彻底毁灭目前精巧的人类建制,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像巴黎圣日耳曼区的警讯吞没那个自暴自弃的时代。不过,伯克(或约翰•亚当斯)不会喜欢轮盘赌的比喻,因为他们认为历史就是某一计划(Design)的展开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看似偶然或命中注定,真正的保守派人士则会将它视为上帝展示其所命定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律的过程。如果伯克能看到我们20世纪的境况,他绝不可能相信,一个如此接近自杀的消费社会就是上帝给人类预备的目的地。如果保守主义秩序真的能够回归的话,我们就应当了解其所依附的传统,这样我们就能重建社会;如果它无法复归,我们同样应当理解保守主义观念,这样,我们就能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那些尚未被不受节制的意志和欲望之火烧掉的焦黑的文明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