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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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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谢健 Jonathan Schlesinger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ISBN:978730130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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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乾隆帝曾经盛赞过东北丰饶的物产和独特的自然环境,认为满洲大地是资源富集之地,也是自然生命力的源泉。这里的土地山川生生不息,养育了满洲人以及清朝皇室的祖先,也使其分享了素朴纯真和不竭的生命力。

  

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这些物产不仅仅是物产,而且代表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皇室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

  

但这种进贡制度渐渐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仅造成了环境退化的后果,还形成了复杂的开发与控制的制度和组织。

  

作者是新清史的新锐,利用了大量满蒙文献,在对东北和蒙古环境史的考察中发现了皇帝对于北部边疆的想象、进贡体系与自然环境的恶化、清朝的奢侈品贸易和消费等诸多因素复杂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理解清朝边疆历史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书摘 · 插画

谢健,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内陆亚洲,环境史,早期现代帝国的族群、商品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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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能穿毛皮吗

 

在清帝国,服饰、物质文化与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不能把人和毛皮 分开。[63] 服饰和肤色、脸上的痘癍一样能够代表整个人;缉拿逃奴、逃 妻、逃兵时使用的标准“年貌单”通缉令综合了对人的生理和服饰的描述, 仿佛一个人的外貌永远不变一样。[64] 根据法律,要“据体貌服饰缉捕”逃 亡者。[65] 在斗殴中,不得打掉他人的帽子(或揪掉流苏)。[66] 如果一个外 地人死在蒙古地区,他的尸体和衣服都会被送回原籍。[67]

 

这是因为服饰能够代表人的身份,而毛皮尤其象征了满洲人的身份, 推而广之,它还象征着边疆地区,所以这种时尚激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应。 即便今天,穿毛皮也是一种阔绰的行为:它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在我们 自己的世界中,我们从启蒙自由主义的角度争论毛皮的意义:毛皮的价值 取决于权力以及权力滥用的程度。而在中华帝国,毛皮是文化争议的爆发 点;和罗马、拜占庭以及倭马亚帝国一样,在中国,毛皮代表着野蛮,而 与毛皮有关的政策折射着帝国对外国和边疆的策略。[68] 这暗示毛皮或者其 他物质材料的价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价值不是由功能决定的;毛皮的作 用不仅仅在于为人保暖、防雨。[69] 当边疆被简化为战场和流放地时,毛 皮就象征着困苦、孤寂以及野蛮,其价值就被一笔勾销了;毛皮因而沦为“皮子”或“兽皮”。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将很多隐喻赋予穿着毛皮的野蛮人。一如安东篱(Antonia Finnane)证明的那样,在整个帝国时代,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的 形象在边疆文学中反复出现。[70] 从把匈奴描述成“衣其皮革,被旃裘” 的司马迁(前 145 ?—前 86 年),到用诗纪念唐朝与突厥战争的著名边塞 诗人,内陆亚洲边疆与其物质文化密不可分。唐代诗人刘商(8 世纪)在他的《胡笳十八拍》中捕捉到了这种隐喻的精髓。这首诗叙述了汉代贵族 女性文姬被迫远嫁匈奴的悲惨命运。作者借文姬之口哭诉道:[71]

 

羊脂沐发长不梳,羔子皮裘领仍左。 狐襟貉袖腥复膻,昼披行兮夜披卧。

 

自建立金朝的女真人控制中国北方之后,南宋(1127 年—1279 年) 的文人同样把毛皮和他们的对手女真人及后者的残暴行为联系到了一起。 徐梦莘(1126 年—1207 年)绘制了一幅典型而生动的——同时也是荒谬 的——女真人生活图景;用他的话说,“虽得一鼠亦褫皮藏之”。[72] 蒙古 人灭金和南宋之后,文人们又把前者与毛皮联系到一起。匈奴、契丹、女 真、蒙古、满洲都差不多:他们都买卖这种毛皮商品。

 

确实,汉人精英也穿毛皮,历史学家能够撰写一部与内陆亚洲平行的 汉地毛皮风尚史。例如,在战国时期(前 475 年—前 221 年),有两种官 帽包含了貂皮元素:一种是貂蝉,一种是珥貂,这两种帽子都以悬挂貂尾 为特色。传统文学告诉我们,貂蝉是赵武灵王(前 325 年—前 298 年在位) 发明的,这是他建设团队精神的一个环节:“胡服骑射”是那个时代的口 号。[73] 貂蝉一直流行到唐帝 国(618 年 — 907 年 );薛爱 华(Edward Schafer)注意到这种帽子“是仗剑出塞,或者是返回故土放鹰走狗的任侠少年的特殊标志”。[74] 

 

同样,从汉朝开始,历代史家都忠实地记录来自东北的贡品,以展示 毛皮如何象征汉人帝国的权力。大众对毛皮也有特殊需求,特别是蒙古人 统治汉地之后。明初,蒙古文化对汉人的时尚颇有影响。例如比甲(一种长款背心)、质孙(单色朝服,来自蒙古语的 jisu?n),以及所谓胡帽,即胡 人的帽子。[75] 1430 年,朝鲜王廷注意到“土豹貂皮,中国之人以为至宝”; 朝鲜宫廷本身也很快要求贵族戴貂皮护耳帽,其他人用松鼠皮。[76] 时尚和物质文化超越了政治和族群边界;穿得像野蛮人并不一定就会变成 野蛮人。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毛皮流行于明朝和朝鲜。当时有一张延伸至 西伯利亚和库页岛的贸易网。大量毛皮通过蒙古人、女真人的朝贡和贸易 流入以上两个宫廷和东北亚的精英手中。[77] 毛皮逐渐成为东北地区的专属 物产:例如从 15 世纪 60 年代开始,《明实录》不再记录明朝与女真人交 易马匹和其他“土产”(例如珍珠),转而记载貂皮。[78]

 

消费者对毛皮的了解逐渐增加。李时珍(1518 年—1593 年)在对貂 皮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在《本草纲目》中描述道:“用皮为裘、帽、风 领,寒月服之,得风更暖,着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79] 李时珍 以医生的身份建议大家用貂裘的袖子擦去眼睛上的尘土。[80] 他的书里还列 举了其他毛皮动物,如海獭。作者注意到:“今人以其皮为风领,云亚于 貂焉。”[81] 毛皮在京师实在太风行了,以至于朝廷于 1506 年发布了一道禁 奢令,禁止奴仆、妓女和底层人穿貂裘。[82] 一个世纪之后,某些战略家向 朝廷发出警告:毛皮贸易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崛起的基础。[83]

 

对于其他思想家而言,毛皮**的危害是它贬抑了汉文化。在 1491年 3 月 6 日的一份令人吃惊的档案中,某位御史警告朝廷,京城男女“胡 服胡语”、汉人像“胡”一样穿着貂皮狐皮。他要求“复华夏之淳风”,还 敦促朝廷“扫胡元之陋俗”并实现“习俗纯正”。[84] 汉人穿毛皮,但穿毛 皮并不是汉人的习俗。为了肃清外部文化影响并恢复传统风俗,一切异族 服饰,特别是毛皮必须被摒弃。所以,如果满洲的毛皮时尚是一项政治计 划,那么汉人的反弹就与此同理。二者都从自己的角度建构出了一种永 恒、原始的淳朴风俗。[85]

 

因此,清朝统治全国之后,毛皮仍然是一个争议点。谈迁在《国榷》中记载,他于满洲人定鼎十年之后抵达北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 恐怖的世界。在 1654 年 3 月 15 日——顺治帝的万寿节——的一条记录中, 他记载礼部官员如何花费一周的时间穿着貂皮或狐皮举行庆典。对于谈迁 而言,这种衣服足够让一个贫寒官员破产:“闻上御玄狐裘,直三千金。 诸臣玄裘*下者千金。”[86] 但是大家对这种浪费束手无策:穿毛皮是新规矩。

 

尽管谈迁批评穿毛皮是一种浪费行为,但其他人强调的是汉人的 族群和文化自豪感正在面临危机。耶稣会神父奥利恩(Pierre Joseph D’ Orléans,1641 年—1698 年)注意到汉人需要“剃发,并且接受鞑靼人的 服饰”。[87] 依然遵守明朝服饰制度的朝鲜燕行使对毛皮在中国的流行大加 嘲讽。朝鲜使节金昌业(1658 年—1721 年)曾经溜进皇宫,偷窥元旦庆典。

 

最让他震惊的是清朝官员下跪叩头时用的小毯子:“座席有头爪虎皮为贵, 其次无头爪虎皮,其次狼,其次獾,其次貉,其次野羊,其次狍,其次白 毡为下。”[88]  他装扮成仆人但露出了马脚:“(余服色与奴辈无别,而以 着)豹裘,且有从者。胡人多目之”,他后来在日记中还写道“遂脱豹裘, 却从者混下辈”。[89]

 

燕行使在游记中记录了汉人的某些出格言论。例如一位在礼部供职的 官员潘德舆提到康熙帝对“鞑靼人”的偏袒时,用“獭”代替“鞑”。他 批评皇帝嘴上提倡节俭,实际行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嘲笑朝廷往“宁 古塔边外”蒙古“鞑子”身上花了太多钱,目的仅仅是要买他们的毛皮和 人参。[90] 满洲人坚守自己的习惯;因为双关语和误解,金昌业发现自己 很难区分“獭”和“鞑”: 问:“皇帝每于元朝往邓将军庙。邓将军是何人耶?”通官曰: “邓将军之云是讹传。以老剌赤(即努尔哈赤——译者注)父之所 着帽藏此庙,皇帝元朝先往焚香。其帽亦岂希贵哉?不过是山獭皮 而尽蠹矣。”仍笑之。[91] 

 

像金昌业这样的燕行使很容易通过服饰对满洲人进行判断,一如后 来的朝鲜使臣通常聚焦于中国人的穿着上。[92] 使臣洪大荣(1731 年— 1783 年)对生活在北京的不同族群和国籍之人的描述就包括每个人的长 袍和帽子的颜色、服装的裁剪方式和布料。琉球使臣穿的长款光缎袍子让 他赏心悦目。而满洲人、蒙古人的衣服就让他心生厌恶。他们显得恐怖而 “凶暴”。[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