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印度] 迪帕克·纳亚尔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1月
ISBN：97873052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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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第二个千年到21世纪的前10年，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以宏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
洞悉备受瞩目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照见“追赶”之下世界经济的未来
◆ 作者帕迪克·纳亚尔是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先后在几所著名的西方院校任教，其新颖的观点备受西方学者推崇，同时也对中国目前的发展处境具有借鉴作用；
◆该书所论述的时间跨度近一千年，但又着重于近六十年的发展，很少有关于发展中国家议题的论著能有如此宏观的视野，这是第一本关于这一议题的在空间和时间跨度上都如此宏大的论著；
◆在论述历史的过程中，作者多有尖锐的分析解读以及深刻的政策评论，对现实具有明显的指涉，其对现实中发展中国家解决自身面临的转型危机可以起到参考、指示作用。
内容简介
本书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性因素，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兴衰背后的原因，也讨论了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主导下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作者揭示出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在1950年之后如何依靠着发展中国家不断提升的经济增长率而逐渐缩小。
纳亚尔笔触精妙，对“追赶”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同时将其与尖锐的解读以及深刻的政策评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对世界历史上这一重大过程独特的评价。尽管这种追赶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人群之间并不均衡，但这本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的著作为我们展示了21世纪可能出现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彼时，全球范围内权力和财富都将实现更加平均的分配。
书摘 · 插画
迪帕克·纳亚尔（Deepak Nayyar）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先后在牛津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科尔加塔印度管理学院以及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他曾任德里大学副校长，并在印度政府财务部秘书处担任高级顾问团主席。
纳亚尔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微观经济和发展型经济方面，他的学术出版物所论及的议题范围很广，包括贸易政策、工业化策略、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结构调整、贸易理论、宏观政策、国际移民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等。另外，他频繁撰文论述目前印度的经济发展的状况，目前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是全球化及区域发展。代表作另有《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出口及出口政策》（India's Exports and Export Policies in the 1960's）、《移民、汇款及资本流动：印度经验论述》（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Capital Flows: The Indian Experience）、《写给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导论》（The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Liberalization）、《贸易与全球化》（Trade and Globalization）、《自由主义与发展》（Liber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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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蕴含在过去里的未来
本书旨在分析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所发生的演变，这种分析被置于广泛的历史背景当中，前后延伸了几个世纪，但是分析重点放在了20世纪中叶之后。第一部分是准备阶段。它研究了1820—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衰落与颓败。第二部分是重点。它分析了在1950—2010年所进行的追赶的程度和性质。本篇结语则负责总结。本章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大致给出了变化的轮廓，为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并概括出了一个未曾被人讲述过的故事的基本要点。本章第二部分从各种可能性和局限性出发，考察那些截至目前在追赶过程中领先的国家和那些可能会追随其后的国家的发展前景。第三部分则参考过去预测未来，并推测这种追赶将会如何重塑国际秩序，又或者会受到国际大环境怎样的影响。
1. 变化的轮廓
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区别是相对晚期才划分出来的。这种差异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逐渐浮出水面。事实上，1000年以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能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80%。这里面主要的份额都是来自亚洲，而亚洲主要就是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它们两个就占到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的50%左右。这三个大洲在世界经济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又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1500年。在16世纪早期至18世纪晚期，便能够察觉出这种变化的开端。航海大发现和对美洲的殖民是关键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在国家力量和海军力量的支持下，商业贸易实现了扩张。再加上欧洲发生的社会、政治和制度变革，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发展的初始环境。即便如此，在18世纪中叶，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相同点还是远远要比两者的差异更为显著。确实，人口、科技发展水平和制度方面都有很大的可比性。18世纪末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接下来的50年里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对即将发生的其他事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在1820年，也就是不到两百年之前，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加起来还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三、世界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左右。中国和印度加起来所占的比重，在1820年的时候也超过了50%。
世界经济发生的颠覆性转变始于1820年左右。慢慢地，但是毫无疑问地，世界由原先的按地理划分逐渐转变为按经济划分。这种分类标准逐渐变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重要性遭遇了急剧的下跌，以至于到了1950年，它们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为三分之二，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四分之一，形成了如此显著的不平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820—1950年，欧洲、北美洲和日本在世界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四分之一增长到了三分之一，在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三分之一多一点增长到了接近四分之三。“西方国家”的崛起集中在西欧国家和北美洲国家。“其他国家”的衰落集中于亚洲，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衰退，拉丁美洲是个例外，它在世界总人口和世界总收入中所占的的比重不仅一直保持平衡，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大分歧也的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在短短的130年里，也即从1820到1950年，如果将西欧和西海岸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作为基数进行比对，拉丁美洲的人均GDP从占其五分之三降到了五分之二，非洲从占其三分之一降到了七分之一，亚洲则从占其二分之一降到了十分之一。但还不仅仅如此。在1830—1913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世界制造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其中亚洲的大部分，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产量从占比60%锐减至7.5%，而欧洲、北美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主要是日本）所占的比重则从40%升到了92.5%，并且一直到1950年都保持着这一水平。19世纪发生的西欧国家的工业化和亚洲国家的去工业化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就导致了大专项化的出现，也就意味着西欧国家及紧随其后的美国专门进行加工制成品的生产与出口，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负责进行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1850—1950年的这一百年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与世界经济加速融合，从而在国家之间产生出一种根深蒂固的劳动分工，导致发展结果极不平等。这一过程引发的结果就是亚洲的衰退和非洲的逆行。尽管在后殖民主义时代，拉丁美洲除了在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之外都要发展得比亚洲和非洲好一些，但是到了1950年，富裕的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依然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1950—2010年这六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人均GDP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所发生的变化展示出了明显的对比。以麦迪森在购买力平价基础上估测出的数据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60年之后停止下跌，这个时候的占比大约是四分之一，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迅速的增长，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占比几乎达到了二分之一；在人均GDP水平方面的分歧在1980年左右也告一段落，随后出现了适度的趋同，所以到了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占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五分之一左右。如果按照市场汇率下的当年价格为标准，在1970—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六分之一翻了一番，达到了三分之一，而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占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也出现了些许增长，从十四分之一增长到了十一分之一。
GDP增长率方面存在的差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增长和工业化国家所占比重的下降。在1951—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要比工业化国家的高一些。这一点很了不起，因为这30年也恰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时候工业化国家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的增长率与之前100年里它们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这一增长率也比工业化国家在同一发展阶段的增长率要高。在1981—2008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几乎是工业化国家的两倍。1980年之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都要比工业化国家低，主要是因为居高不下的人口增长率，但是在1980年之后，局势出现了逆转，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高出许多，而人口增长率又出现了减速。这些差别导致在1980年之后人均收入方面出现的分歧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适度的趋同，在1990年之后趋同开始体现出来，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就非常明显了。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在1950—1980年出现缩水，特别是与过去一段时间相比。但是在1980年之后又开始复苏，并在此后实现迅速增长。这种更深程度的参与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与过去的被迫参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它们在世界商品贸易、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翻了一倍多，从1970年的不到20%增长到了2010年的40%多。类似的，它们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也出现了显著的增长，这也体现出它们在服务出口方面的相对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内外流量和存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增长，并取代了工业化国家的一些份额，但是它们的重要性更多的是作为目的地国而非资金来源国。人口从发展中国家迁移到工业化国家，这也成了一种重要的参与方式，尽管现在的移民法越来越严苛，领事实践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受到市场和全球化的驱动，人口迁移还出现了客籍工人、非法移民和专业人士的移民等新的形式。这种国际人口迁移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造成工业化国家生产力提高和经济活力增强的潜在因素之一。移民汇款也成为发展中国家外源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它缓解了增长方面所出现的局限性，尽管人才流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负面结果，但是移民回流可以将其转变成为一种人才获得。
从1950年左右开始，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进程方面出现了显著的追赶，并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逐渐积蓄势能。生产总量和就业组成方面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导致农业所占比重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所占比重增长，这是出现上述追赶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在1970—2010年这四十年里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在不变价格标准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从占其十二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三分之一，在当年价格下，这一占比从八分之一一举跃升至五分之二。类似的，在当年价格标准下，它们在世界加工制造业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也从十四分之一一举跃升到五分之二。
工业化还导致它们的贸易组成出现显著变化，初级产品和基于资源开发的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下降，加工制成品（特别是中等和高级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出口和进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出现了增长。
在贸易发展和制定工业政策、发展机制和进行战略性干预等方面，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不管是催化剂还是主导者，对这一过程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最初的环境营造出来之后，就是一段学习如何工业化的过程，所以结果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而且，并不是市场的魔力导致工业化出现突飞猛进的进展。首先，对于一些国家而言，主要是通过贸易保护来实现进口替代；而对另一些国家而言，则是通过贸易促进来实现出口为主的贸易。在这两种情况下，外部市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对那些想在国际市场上变得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来说是个试金石。这也是生产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工业化国家的跨国企业受到市场竞争的驱动，作为制造者或者买家的它们试图削减成本。一段时间之后，这为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提供了机会，20世纪90年代晚期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很明显，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的头十年，发展中国家这一侧出现了显著的追赶。把现在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同过去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行对比能给人们一些启迪。在2008年，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和它们在1850年时所占的比重非常接近，而以工业化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为基数，它们的人均GDP水平占其比重和1900年时所占的比重一样。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即便在1970年，也只是和它们在1913年时的水平持平。在20世纪末，外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和其在19世纪末时的重要性差不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70年还保持在1913年的水平上，但是到了1990年左右，该比重恢复到1880年的占比水平。到2010年，这一比重比1860年的水平要高一点，更接近其在1850年的占比水平。总体来说，可以认为2010年之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和1870年或者再早一些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差不多。考虑到2010年的这个结果是由从1950年就开始进行的追赶所造成的，也可以比较合理地预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到2030年时会和其在1820年时的重要性差不多。
非常有必要意识到，这种追赶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几个区域之间分布极不平衡。追赶的整体结果非常具有欺骗性，因为它们所掩盖的和它们所展示的几乎一样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显著增长，在人均收入方面也出现小幅趋同，这些几乎都要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这两点都不符合，非洲的占比则出现了下跌。它们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出现迅速扩张，也几乎完全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勉强保持了自己所占的比重，而非洲则持续下跌。幸运的是，外国投资的分配方面没有这么不平衡。但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追赶在区域之间的分布还是非常不平衡的。亚洲引领着这一过程，包括实现结构性变化、在工业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加工制成品出口增加，以及贸易模式的变化；拉丁美洲相比之下几乎毫无变化，非洲则毫无进展。确实，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和加工制成品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大幅增长，主要都归功于亚洲，拉丁美洲所占的比重出现小幅增长，非洲所占的比重原地踏步。
工业化中的追赶不仅仅表现在区域间不平衡，在各个区域内的各个国家之间分布也很不均衡。追赶主要集中在几个国家和地区，即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土耳其，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南非。这些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被称为“未来十四地”。事实上，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具有压倒一切的经济重要性，这主要是参考它们的规模大小，而这种规模大小是从它们的GDP总量、总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程度中体现出来的，是从它们的贸易、投资、人口迁移和工业化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从它们的加工制成品出口和工业生产总量中体现出来的。这种集中的决定因素在于其规模、增长率和历史。在这几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而且即便是集中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同样的因素，也有不平衡的分布。中国在“未来十四地”中逐渐体现出来的重要性特别令人吃惊。很明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并不一致，各自有各自的特点，所以必须从它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大背景来进行理解，同时还要明白它们的既有历史。但是，尽管存在如此明显的多样性，根据它们在地理环境、规模大小、经济特征和发展模式等方面的相似之处，还是可以把它们分成几个组群。同时，即便不同的组群之间也会有不少的相同点。初始环境、授权机制和支持性的政府是将它们推上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
追赶的过程与世界经济中的一些持续的或者刚刚出现的分歧紧密相连。全球各个国家和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还是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即便现在，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也主要表现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巨大鸿沟。世界人民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在1820—1950年之间急剧扩大。这主要是因为大分歧的出现，并在20世纪后半叶持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在追赶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及一些国家中的部分地区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即便“未来十四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均收入水平方面出现了大幅的趋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国家之内的一些地区还是被排除在外了。更重要的也许是，发展中国家世界迅速的经济增长虽然是总收入水平提高的潜在因素，却没有使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多少改善。在1981—2008年，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中处于国际贫穷线之下的部分虽然减少了，但是依然占据着不小的比重。并且，生活在两种贫困线以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生活支出低于1.25美元和2美元的绝对人口数还很大，而处于这两条贫困线之间的脆弱的人群，其总数在这一时间段内翻了一番。在2008年，世界上生活在这两条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当中，有四分之三的都在亚洲，尽管亚洲经济增长迅速、在世界总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长，并且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赶超。 这是因为经济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内部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在引领追赶进程的“未来十四地”。因此，追赶是有必要的，但是并不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2.可能性和局限性
那么，是否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前景进行推测呢？不仅是对那些截至目前在追赶过程中领先的国家，还包括那些也许会紧随其后的国家？它们过去是相关的，当下也是如此。虽然对未来的预测靠的不仅仅是线性外推法，然而，对未来增长的预计通常都是建立在对过去增长的外推之上。在试图建立这样的模型时，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建立在资本累积和生产率增长的简单模型基础上，再加上人口因素，从而推测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会与过去最近一段时间观察到的水平保持一致，在这之后会渐渐放缓［奥尼尔（O’ Neill）等，2004年］。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实验，用到了一些简单的趋同方程式来对在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标准下未来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进行估测（罗森，2008年）。
所以，没什么奇怪的，这样进行的预测会把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算得更高，并且会预测到2050年甚至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能和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出现显著的趋同。［1］当然，这些预测只能提供一个大概范围内的估计，而不是精准的预测。即便如此，这种数据实验也强调了复合增长率的力量。增长率确确实实非常重要。如果GDP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国民收入在十年内就能翻倍；如果GDP年均增长率能达到10%，国民收入在七年内就能翻倍。类似的，如果人均GPD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5%，人均收入在14年内就能翻倍；如果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能达到7%，人均收入在十年内就能翻倍。事实上，“未来十四地”中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至少有25年保持在这个范围内，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达到了这一水平。如果能保持这个增长率，它们在一段时间后的累积效应只会加速追赶的进程。但是，增长不仅仅是一道算术题。实际上，更多的事关经济学。因此，有必要去考虑发展中的后进国家在增长方面具备的可能性以及所带有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世界潜在增长的经济决定因素是好消息的来源。而且，从原则上来讲，发展中国家应该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以下几点原因支持这一论证。第一，它们的人口规模很大，这是可能出现增长的一个源泉；它们的收入水平又很低，这就意味着实现增长的可能性更大。第二，它们的人口特征，特别是年轻人在人口中占有较高比例，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只要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普及教育、提高人们的能力，就能实现劳动力的增加和储蓄率的增长，最终保持经济增长。第三，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工资水平明显比世界其他地方要低，这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也会成为这些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第四，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在发展早期阶段的粗放边际比较明显，农业生产率能从几乎为零提高到虽然低却比较可观的一个水平；制造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在集约边际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工作转向高生产率的工作。一些国家还在技术方面又向上登了一层。
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也许没法实现这种增长率，因为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局限性，一些限制也会随着时间推移浮现出来。很明显，不管是在领先国家还是后进国家，在不同的地方都会有一些特定的限制。一些例子能够起到指示性作用。在中国，投资在边际上的生产率逐渐下降、外部市场作为需求的来源逐渐变弱，还有政治体制的限制这些都是发展的局限。在印度，农业危机、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教育在社会中的普及程度受限等都是潜在的限制因素。在光谱的另一端，例如刚果或者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发展的初始环境还没有被创造出来，几乎到处都有扼杀增长可能性的因素。除了有特定限制因素的国家，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一些共同的局限性，比如稀缺的基础设施建设、欠发达的机制、教育不足、不稳定的政治环境（或者失败的统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也许一开始不被察觉但是会在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局限性，比如经济排外性、社会冲突、环境压力。还有一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来自外部的限制因素，比如更加不利的贸易条款、外源融资来源不足、世界经济危机等。
截至目前，“未来十四地”都是追赶过程中的领军者，它们之间极具多样性。但是，初始条件、授权机构和政府的作用又是它们共有的因素，这些都是那些可能会紧随其后的国家值得借鉴的经验。确实，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进行工业化的后进国家身上都能体现出这样的发展经验。初始环境有两个方面。首先，要存在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须在全社会普及教育，这两个方面都必须至少具备一些，才能够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对于工业化中的后进者来说明显是可以实现的因素。更难的是建立起一个授权机制的框架。即便如此，过去的经验证明这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未来十四地”中的部分国家也许从过去的发展中继承了这样的机制，但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还是靠采取主动行动的政府来建立起这样的机制的。但是，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蓝图或者设计方案。这是在进化过程中的一种通过实践来不断学习的更迭的前进过程（阿姆斯登，2001年；张夏准，2007年）。机制的建立其实是发展所带来的一种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而非驱动发展的一个原因。如此一来，机制的建立必须融入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当中。政府所扮演的支持性角色，不管是催化剂还是主导者，对这一过程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这两种民主形式都需要政府对人民负责，还要规范自身行为、杜绝腐败，这些也许是政府履行职责时所希望具备的特质，却不是其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在“未来十四地”的发展经验当中，独裁政权和腐败的政府比民主政府更为常见。发展中的后进国家所面对的挑战在于要创造出一种内嵌于体制当中的控制机制，不仅能够对个体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从而使市场失灵的可能性降到最小，还能规范政府的行为，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进行追赶的前景不仅由“未来十四地”长期的表现决定，也要看这种追赶过程是否能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其他国家当中。又一种可能性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世界还有十个国家，它们具备的一些特质使其极有可能紧随“未来十四地”，这些国家是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非洲的肯尼亚、尼日利亚和突尼斯，以及亚洲的伊朗、菲律宾和越南。而且毫不夸张地说，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当中，还有两个国家，即孟加拉国和坦桑尼亚，它们在某些因素方面也具备了发展的潜力。“未来十四地”按照地理位置、规模大小或者经济特征进行的分组，展示出了范围相当大的一堆特质，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就算不具备其中的几条，也至少会有一条与之相符。确实，很多工业化的后进国家和那些工业化领先国家50年前的状况并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在1960年，完全没有可能预测到韩国现在的发展状况。如此一来，认为非洲注定无法发达的理论就是站不住脚的了。［2］确实，有可能想象出一种场景，在未来50年的追赶过程当中，一些非洲国家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部分亚洲国家在之前50年里所扮演的角色。
发展在于在经济体中创造出生产能力，并且确保国内人民能够有幸福生活。初始环境、授权机制和支持性的政府对工业化进程的启动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会改变生产率和科技水平方面的能力。但是，如果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以上可能还不足以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也没有办法将其转变为一种有意义的发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和包容性增长都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是因为它们组成了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其次，这些是帮助实现发展的最主要的方法。［3］这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前进的唯一方法，因为它能够使这些国家为了发展动用最丰富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并通过累积因果的方式来强化增长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将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
这就需要政府与市场之间有一种创造性的互动，突破发展过程中市场模型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一方面需要规范市场，另一方面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在类似的语境、不同的时间，波兰尼（Polanyi，1944年）分析了他称之为欧洲“大转型”的一段时间。在进行该项研究时，他描述了一种“双重运动”：首先是在19世纪，从一种前资本主义体系转变到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其次是从有市场模型主导转变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政府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纠正和规范的角色。这种转型在20世纪早期开始，到了20世纪中期逐渐完成，但是没有持续太久。在20世纪70年代，市场模型又开始复兴。所以，在2010年时，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和欧洲转型前差不多（斯图尔特，2007年）。21世纪初，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大转型和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初的大转型十分类似，这一转变将会深化并扩大追赶的进程。
3. 对未来的思考
就整体而言，就算不是比各个部分的总和更大，也是有着很明显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追赶过程很有可能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种追赶也很有可能重塑国际环境。这时出现了三个问题。最近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会不会有什么长远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世界的经济崛起会给环境造成怎样的后果？领先的工业化国家将如何应对？换言之，工业化国家面对自己的经济主导地位和政治霸权的衰弱将进行怎样的调整？这些复杂的问题对于未来都会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但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无法估量的世界里，很难提供一个答案，更不用说预测结果了。
很明显，2008年年末开始并在随后转变成为一场大萧条的金融危机，是自75年前的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所面对的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危机。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危机的区别在于，75年前发展中国家尚处在边缘位置，而现在它们变得更加重要，也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当中。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世界似乎要比工业化国家和转型中的经济体应对得更好（纳亚尔，2011年）。首先，它们并没受到灾难性的冲击。其次，这些国家恢复得很快。初始环境、政策应对和国内需求保证了恢复与重振。在金融部门解除管制和自由化时保持的审慎态度也使得间接损害降到最低。政府可利用的财政资源也发挥了作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总产量和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显著增长也意味着除了工业化国家之外仍有一定的外部市场和资源。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亚洲充满活力的增长为这种复原提供了动力。但如果觉得“未来十四地”当中走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能够靠一己之力驱动这种恢复或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那就错了。它们最多能起到补足的作用而无法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它们只能在增长的旧引擎减速的时候提供一些动力。世界经济复苏的希望在更大程度上还必须依靠工业化国家复苏的性质和速度，尤其是美国的恢复情况。［4］汇率方面出现的变化，特别是欧元的变动也十分关键。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设想出另一种场景。工业化国家的持续性复苏将会重新带动增长，而持续的萧条则会使发展中国家世界的经济增长减速。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差异都会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在生产总量和收入水平方面的追赶也仍将继续。
发展中国家世界的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影响肯定是非常显著的。［5］两个超大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是巨大的。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它们的人均消费水平非常低，需求的收入弹性又非常高。［6］“未来十四地”当中较大的国家也都是类似情况，同理，其他有可能紧随其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负面的影响也很明显，二氧化碳排放量会上升，从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但是也有可能出现正旋转。随着对于环境压力和气候变化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的后进国家也有可能获取更多的清洁能源技术。同时，能源的来源也可能发生转变，从化石燃料转向那些可能会降低碳排放量的能源。如此一来，增长受到的环境限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约束性。但是，发展可持续的清洁能源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对经济增长的模式造成一种重大的挑战。在考虑这个两难的局面时，历史也帮不上什么忙。尽管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的可能性和社会关系，但那是建立在向化石燃料能源转变的基础上的。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所发生的变化从1950年开始，在1980年之后积蓄势能，并开始逐渐削弱领先的工业化国家所享有的经济主导权和政治霸权。这种重要性在90年代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解体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余波之后却开始减弱。从过去可以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很不愿意将经济或者政治发展空间割让给后进者。所以，新的经济生产中心和新的政治权力中心的出现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确实对这些霸权势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过程总是非常缓慢，当前的态势又表现出一种断层，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复兴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还不够突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足以打破既有的霸权格局。但是变化已经开始，霸权已经被可察觉地逐步削弱。事实上，这种现象并不简单，而是要复杂一些，并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这一过程的持续以及结果都是无法预测的。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进行思考，或者去推测一下未来可能出现的场景。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中的重要性不仅仅是由经济领域的表现所决定，也有政治领域的因素。它们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凸显出来的重要性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它们在世界总人口和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另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它们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人口迁移当中的参与程度。在经济领域，它们在未来潜在的重要性超过了它们目前的重要性。在政治领域，它们的重要性在目前这个时机更为明显，部分可以归因于它们的人口规模（年轻人而非老年人的人口总数），部分还归因于它们在地理空间上的规模。21世纪的头十年告一段落，这也许会是一个转折点。所以一种讲得通但很难证实的观点就是，这是代表世界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平衡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
历史也许不会重复，但是从历史中学习经验是非常明智的。19世纪早期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转折点。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发生扭转。同时，欧洲，特别是英国逐渐在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早期是第二个转折点。英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告一段落。同时，美国崛起并主导世界。追赶和转变的过程延续了半个世纪。21世纪早期也许代表了一个类似的转折，美国主导世界的时代可能会走向终结。北美洲和西欧之外的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亚洲的那些蓬勃发展的经济体，也包括发展中国家世界中其他大洲的国家，一起构成了一种惊人的转变力量。亚洲的崛起和西欧的衰退，在相对而非绝对的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察觉的。当与亚洲和西欧过去的历史进行对比的时候，这种逐渐显现出来的状况就多了一丝讽刺意味。
50年后的世界很可能是多极化的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当然，对于未来“未来十四地”是否能继续崛起，那些紧随其后的国家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世界的发展状况，都是没有办法进行预测的，更谈不上预测的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一切取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转变为包容性的社会，即经济增长、人口发展和社会进步能够同时进行。这种追赶和转变如果能够实现，将延续至少半个世纪甚至更久。权力平衡的转变已经可以被察觉。过去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