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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 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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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ISBN:978750864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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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学习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本书推翻我们常见的思维错误,培养经济学思维,洞悉事件动机与本质,过更聪明的生活。

本书有助于我们逃出认知囚笼,以经济学方式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世界,打破惯性思维,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原理》作者 格里高利·曼昆、《魔鬼经济学》作者 史蒂芬·列维特等推荐。

 

内容简介

在著名经济学家兰兹伯格的眼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微琐事无不与经济常识有关。在《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里,他不谈经济学大道理,只是以日常经济学的视角讨论那些与我们平常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琐事。

阅读这本书,你可以深入思考,也可以激辩挞伐,但你会发现你能够拨开迷雾,擦亮被假象遮蔽的眼睛了,你会感慨:原来生活是这样的! 

通过这本书,兰兹伯格希望告诉大家经济学家如何思考,这种思考与其他人有何不同,它们对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不打算系统学习经济学,但又希望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更有逻辑,那就读读这本书吧,它至少可以让你识别那些充斥舆论的胡言乱语和陈词滥调。

书摘插画

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 - 文轩书苑

作者简介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

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现任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兰兹伯格在《石板》(Slate)网络杂志撰写的“每日经济学”专栏深受欢迎,他也应邀在《财富》《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价格理论与应用》《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写作此类经济学读物需要褪去其高深莫测的面纱,仅仅留下犀利的逻辑分析,当然或许还要加上点幽默和文采。

幸运的是,兰兹伯格的文章三者兼具。

试读

 

数据如何说谎:失业也可以是好事

我曾经住在华盛顿特区,搬到那里的第一天,我问一位出租车司机哪家超市好。“马格鲁!”他的语气相当肯定,“那里很不错!不管我什么时候去,总有商品在打折。”

这是我第一次与天性单纯的华盛顿消费者打交道。(那一周晚些时候,我们的保姆向我极力推荐了一家童鞋商店:“他们会为孩子的脚量尺寸呢!”)

直至今日,无论是否在华盛顿,我都不曾去过不打折的超市。我总被打折商品吸引,香蕉便宜,我就买香蕉;苹果便宜,我就买苹果。 

打折商品总在改变,走进一家超市,我不太可能发现上周打折的商品这周还卖这么便宜。有一周,我买了一些打折的苹果,1.35美元;下一周,苹果的价格恢复至1.69美元,于是我花1.25美元买了打折的橘子;又过了一周,橘子的价格恢复至1.49美元,但苹果又开始打折,于是我又买了苹果。 

如果我试图劝那位出租车司机不再去马格鲁购物,也许可以这么说:“马格鲁的商品价格简直疯了,无论我想买什么,它们都在涨价。”如果我还试图加深他的印象,可以计算一些百分比。“我先买了苹果,苹果的价格就上涨了25%;之后我买了橘子,橘子的价格就上涨了20%。短短两周,价格竟然整整上涨了45%!”

当然,这种简单的计算想当然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依旧花1.35美元买了打折苹果。这与政府报道的通胀数据有些类似。CPI(消费者物价指数,最常用来表示通货膨胀的指数)反映的不是今天而是过去人们购买商品价格的变化。因此,它的重点在过去人们讨价还价的商品—而同样的商品很可能已经涨价。这就令报道的物价变化比实际情况严重得多。

20年前,机票很便宜,笔记本电脑很贵。人们到处飞行,但很少携带笔记本电脑。因此,类似CPI的计算将许多精力放在机票(现在已经大幅涨价),几乎不考虑笔记本电脑(现在已经降价许多)。你购买一张昂贵的机票,CPI就随之上涨;你购买一台1992年时负担不起的笔记本电脑,CPI却对它忽略不计。

计算方式很重要。比如,社会保险是CPI计算的条目之一。如同每年年薪按固定比例上涨的情况,CPI监测到的购买力每年也都在增长,因为它总是令通货膨胀看起来比实际情况糟糕。

这听起来像对编制CPI指数的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指责。但其实不是。在价格独立浮动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编制出一个不偏不倚并且极具参考价值的数字。美国政府有许多衡量通货膨胀的方法,每一种都有它与生俱来的偏差。经济学家出于明确的目的,总是十分小心地选择恰当的参考指数。尤其在高通胀时期,媒体十分关心CPI,也许因为这恰好实现了它们的目的,令一切看起来了无生机。新闻真是一种忧郁的艺术。 

严格而言,数据不会说谎,但它们揭示的事实常常遭到误读,尤其是在文章中引用的经济学数据。让我举几个例子。

搬到华盛顿前,我住在纽约州的罗契斯特。星星超市与韦格曼斯超市是那里两家规模最大的连锁超市。星星超市的广告曾写道:“平均而言,我们的顾客比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为同一件商品多付3%。”我不认为它们错了。我同样相信,平均而言,为了购买同一件商品,韦格曼斯的顾客愿意比星星超市的顾客多付3%。

星星超市的计算方式与CPI指数类似,也存在偏差。某一天,星星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苹果,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买了许多橘子。当然,星星超市的顾客可能比韦格曼斯的顾客花了更多钱,如同韦格曼斯超市的顾客可能比星星超市的顾客花了更多钱一样。只要这两家超市在价格上基本持平,只要个别商品的价格存在差异,就不会错。 

记者经常引用失业率数据说明整体经济状况,类似讨论往往忽略了有些人是自愿辞职的。通常而言,获得休闲时间或者追求个人梦想都是好事,可一旦被贴上“失业”的标签,立刻就被当成了坏事。 

当然,失业可能伴随不好的现象,比如收入减少。记者在报道中将失业视为坏事,脑袋里惦记的正是这一点。但是,我们同时应该考虑失业的好处,比如它可以减少关联成本。如果你是流水线工人,丢掉了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然后一整年都在海滩无所事事地度过,一个子儿也没挣到。我们可以说,你的状况变糟糕了,但如果说它等同于损失5万美元,未免有些夸张。

相比于100年前每周劳作80小时的祖先,我们都处于某种程度的失业状态,应该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们交换时空吧。这个例子已经足够提醒我们,失业率不是衡量经济状况的最有效方法。

作为21世纪的人类,我们的工作时长少于祖辈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加富裕。从这个角度考虑,就业率下降反而成了好事。由于收入增长,家庭可以自行决定一个人工作养家,而非一定要双职工;由于景况好转,生活拮据时做着不顺心工作的人可以辞职,可能因为他们找到了其他收入途径,也可能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花时间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种乐观并非是完全的盲目。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失业率可能成为时机好转的信号,也可能成为时机转坏的信号。在个人层面,也是同样。彼得每周工作80小时,丰衣足食;保罗每周工作3小时,闲庭信步。哪种选择更明智呢?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还是出于我的直觉,都无法对它做出评判。失业—或者就业率低,如果是出于自愿选择,它就可能是一件好事。

评论人士很轻易地认为,彼得的收入与保罗的休闲时光相比更“货真价实”,因此他一定比保罗更明智、更富有,但这根本不对。天真的评论人士也许会争辩,出于公平,我们应该将彼得的一部分收入转移到保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的收入差距。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应该将保罗的一部分休闲时光转移到彼得那里,从而弥补他们在闲暇时间上的差异。如果为了公平,我们向彼得征税补偿给保罗,就应该让保罗去彼得家除草。

他们忘记了我们需要的不是劳动力,而是通过劳动获得的成果。记者似乎总在犯低级错误,认为自然灾害也有好的一面,因为人们必须投入重建,这样大家就都有事做了。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重创了新奥尔良,类似说法简直甚嚣尘上。在新闻从业者口中,只要人们热火朝天地投入建设,将他们的家园恢复原状,大规模生态破坏就一定存在谜一般的好处。我很怀疑,他们也这样看待自己的生活吗?往客厅的墙上凿一个洞,自己再花精力填上,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建房子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拥有一栋房子是好事。房子的所有权才能体现它的价值。砌墙的事干得越少,你得到的好处就越多。人们投入数月艰辛劳作,最后仅恢复到遭受破坏前的样子,不可能从中创造出更多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