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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 4:性越多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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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蒂夫·兰兹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ISBN:978750868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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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 文轩书苑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l 学习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可能是愚蠢的问题,而传统智慧也可能是错的。 

l 本书推翻看上去“理所当然”的思维错误,本书有助于我们逃出认知囚笼,以经济学方式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世界,打破惯性思维,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l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原理》作者 格里高利·曼昆、《魔鬼经济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等推荐。

 

内容简介

防治艾滋病或性病,单一性伴侣是最有效的方式吗?大象濒临绝种,实施禁猎对大象的保育是好消息吗?当灾害发生时,政府直接补助灾民最有成效吗?多子多孙多福气,事实真的如此吗? 

你是否知道,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可能是愚蠢的问题,而传统智慧也可能是错的。如果常识时时用它“理所当然”的面孔蒙蔽了我们发现真相的能力,我们又能用什么办法破除这种生活中最常见的“误解”?以“视角前卫、笔锋犀利”著称的经济学家兰兹伯格再一次将他诙谐与锐利的经济分析运用于日常生活中,从剖析人们的理性决策到某些荒唐的非理性行为,从而教你发现每一个日常行为及社会怪诞现象背后都有其特别的原因。 

这部妙趣横生的作品给你带来快乐而惊奇的阅读体验,你会了解到很多看似荒诞的行为其实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很多看似合乎逻辑的行为却完全站不住脚。如果你的常识告诉你上面的问题是肯定的,那你可能需要翻翻这本书。记住,常识也曾告诉过我们:地球是平的。

作者简介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

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现任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兰兹伯格在《石板书》(Slate)网络杂志撰写的“每日经济学”专栏深受欢迎,他也应邀在《财福》《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价格理论与应用》《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列维特是这样评价兰兹伯格的:“他大胆、前卫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洞悉经济学常识,会改变我们看待日常生活的视角。”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写作此类经济学读物需要褪去其高深莫测的面纱,仅仅留下犀利的逻辑分析,当然或许还要加上点幽默和文采。 

幸运的是,兰兹伯格的文章三者兼具。

试读

第1章 性,越多越安全

这是一个事实:艾滋病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可怕惩罚,惩罚人类对无节制的、全社会性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的纵容。同时,这一疾病也是人们对一夫一妻制、忠贞和其他形式的性保守主义持赞许态度的代价。

人们很容易看到描述性滥交罪恶的文章,但,这里我要给大家说一说性自我克制的坏处。

马丁,是一个迷人且像普通人一样谨慎(性经验有限)的青年,一直在优雅地与他的同事琼调情。在上周的办公室聚餐之前,马丁和琼都在默默地期待着聚餐后他们一起“回家”的场景。不幸的是,命运通过它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代理人开始干预了。就在办公室聚餐的那天早上,马丁正好注意到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宣扬禁欲是一种美德的地铁广告。马丁决定待在家里,不和琼约会了。由于马丁的“爽约”,琼被同样迷人但相当不“谨慎”的麦克斯韦深深迷住了,于是,她得了艾滋病。 

由于谨慎的马丁退出这场“两性游戏”,客观上造成倒霉的琼更容易被不计后果的麦克斯韦捕获芳心。如果这些地铁广告在抑制“马丁们”比抑制“麦克斯韦们”方面更有效的话,它们实际上成了危害“琼们”安全的威胁。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马丁们稍微“放纵”一下的话,艾滋病的传播速度可能就会降低。当然,放纵也不能过了头,如果马丁们过于放纵的话,就和麦克斯韦们一样危险了。但是,如果性保守主义者们能适度增加自己“放纵”的次数,对于其他人来说绝对是件好事。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预计,如果每个性伴侣个数少于2.25个的英格兰人能再额外多一些性伴侣的话,英格兰的艾滋病蔓延速度将显著降低。这一估计适用于四分之三的18~45岁的英国异性恋者。 

像马丁这样谨慎的人,每一次去酒吧都是在为这个世界做贡献。实际上,是做两次贡献。第一是降低了每一个期待一次安全“邂逅”的人被感染的概率;第二个贡献更可怕,但也许更有意义:如果马丁当晚带一个女孩回家,而这个女孩可能已被感染艾滋病毒,马丁与之约会被感染后,会独自回家,在孤独中逐渐消瘦,最终死亡,将病毒一并带走,这是很伟大的。

如果有人被感染,我希望他能像马丁一样将病毒带走,而不是像滥交的皮特一样,在死亡之前将病毒又传染给另外20个人。

我很希望在酒吧里能碰到像马丁这样的好人。当他把一个未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是保护她免于被感染;当他把一个已被感染的女孩带回家时,实际上避免了这个女孩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而这个“其他人”如果被感染,可能把病毒传播给更多的人。当然,不管怎样,我肯定还是希望马丁好运的。

可悲的是,一旦被感染,没有人愿意牺牲自己以中断病毒的传播路径。我们不太可能要求别人“为了把病毒带走,你应该和他/她睡,被感染后一个人死去”,从而使自己置身事外。那就好比要求别人“为了让你邻居的草坪保持干净,你应该卖了自己的吹叶机”,或者说,“在球场上看比赛时,为了让其他人看清楚比赛,你应该一直坐着”。关键点就在于对集体有利的往往对个人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结果总是不属于我们。

如果多个性伴侣可以挽救生命,那么一夫一妻制就是致命的。想象一下,在一个绝大多数女性都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有的男性都需要两个女性伴侣,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很少的妓女就可以满足这些男人。不久之后,妓女们感染了疾病,她们把疾病传染给这些男人,这些男人又把疾病带回家,并传染给他们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这样,所有的人都得病了。但如果女人们不再坚持一夫一妻制,而是每人都有一个婚外恋情人,一旦这样,妓女们就没有市场了,伴随着的就是病毒无法保持足够的传播速度以存续下去,说不定哪一天就消失了。

实际上,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妻子们“想开点”,在道德层面上比马丁和琼们偶尔的风流韵事具有更深远的寓意,因为它表明,即便站在全社会的层面上,对性开放的适当宽容将有助于阻止艾滋病的传播,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那么现实中是怎样的呢?这一想法是否具有可操作性?让我们看看克雷默教授的研究成果。基于可信且现实的假设基础之上,克雷默教授深入研究了人类选择性伴侣的内在机制,实验结果表明,道德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依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象一下,当平日里一本正经的邻居很罕见地在你面前展现出俏皮的一面,他真正做的却可能是努力与致命的困难相抗争。

以上是我们对“一夜情”持支持态度的原因之一,应该支持马丁们和琼们的深厚“友谊”。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可能乐在其中。我们不能阻止人们对快乐的追求。毕竟,降低艾滋病的患病率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追求的目标还有很多,比如说快乐。如果我们只追求艾滋病患病率降低的话,我们应该彻底禁止性行为的发生。我们真正追求的是在既定数量的性接触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疾病感染的发生率。这一发生率在数值上等于被感染数量除以性接触数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既可以降低“分子”,也可以增大“分母”。所以,在被感染人数既定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增加人们性接触的数量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当然,这里说的性接触是人们两相情愿的。即便马丁无法总坏麦克斯韦的“好事”,至少他可以给另外一个人带来快乐!

如果我们只是狂热追求艾滋病患病率的降低,就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猎艳”。如果我们足够理性,追求性行为收益的最大化和成本(感染艾滋病的风险)的最小化,就更应该鼓励马丁们多出去“走走”,要“雨露均沾”。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为什么性保守主义者对于“性事”越来越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价值被低估。如果性保守主义者能够多宣扬一下他们的“英雄事迹”,反艾滋病人士将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很难辨别谁是性保守主义者,谁不是。对性保守主义者的鼓励不足又导致他们更不愿“走出来”,如此循环。

做任何事都有成本和收益,婚外恋也不例外。找一个新的情人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并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你自己的事;同时,对于对方来说,你也会让对方产生一定的成本、获得一定的收益,这是对方的事。如果你的履历过于“丰富”,甚至可以用“不计后果”“滥交”来形容,那么你将构成对方的一项“大成本”。大家本来在干净的“河流”中寻找自己的伴侣,你的进入可能污染整个“河流”。 

但如果你是个小心谨慎且“口味”独特的保守主义者,你的加入将提高整个可选伴侣群的质量。仅仅跳进“河”里,你就可以让“河水”更加干净!“河里”的所有人都应该感谢你,你的加入提高了他们的安全系数。

像所有的公共河流一样,由性伙伴组成的这条“爱之河”也是制造污染的人多,自愿清洁的人少。工厂老板们为什么不愿意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因为他们无法从保护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好处(也不会受到足够的处罚)。虽然他们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比如清清的水、蓝蓝的天,但环境保护的绝大多数好处被我们所有人共享了。对于工厂老板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无关紧要的陌生人。同样道理,为什么现实中总是缺少马丁们来与艾滋病“抗争”(虽然仅仅是陪琼们睡觉而已)?因为马丁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收益”(性快感),但更大的受益者是琼们、琼们的伴侣们,以及伴侣的伴侣……

从另一方面分析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马丁们的贞节观实际上危害了这条“爱之河”的环境,因为贞节观导致相对安全的马丁们远离这条“爱之河”,从而无法“清洁”爱之河。工厂老板们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是因为他们只需要承担环境污染的部分后果,马丁们之所以老是待在家中不主动出去“走走”,也是因为他们不必为此承担全部后果。 

上文关于“污染”的类比极具说服力,因为它点到了所有问题的内在本质。为了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有助于降低疾病传播速度的结论,我们可能需要关于琼和麦克斯韦及其潜在性伙伴行为模式的假设,但要得出马丁与琼一夜情可以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的结论,就不需要任何假设了。当然,这一“更好”是指疾病传播这一成本的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性快感这一收益的增加。价值被低估,供应就会不足,是一条通用的准则,对“绿色健康”的马丁们的价值低估,将导致他们懒得出去“走走”,所以,找一个安全的一夜情对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性保守主义者适当“放纵”自己将使周围更多的人受益。应该给予性保守主义者更多的鼓励,鼓励他们打破牢笼、释放自己,这样所有的人将受益匪浅。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法不是唯一的,降低疾病传播速度可以,增加人们从性行为中获得的快乐也可以。也许疾病传播的速度提高了,但如果人们可以从性行为中获得更多快乐的话也是值得的。

被“公共河流法则”掩盖的“清洁理论”告诉我们: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方面的好处——更少的疾病传播。克雷默教授的研究更为喜人,我们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好处——更少的疾病传播和更多的鱼水之欢!

克雷默教授的研究表明,单纯地追求疾病传播速度的降低可以通过鼓励人们“适当”增加婚外恋情人来实现;对人们从中获得“超额收益”的终极追求,可以通过鼓励人们“更多”地增加婚外恋情人来实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鼓励马丁们多多“释放”自己呢?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马丁们指明正确的方向,但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即便他们阅读并且完全读懂了这本书,也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为什么自己应该这么做?马丁们会依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找几个情人、一周约会几次,他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跃程度”,不大可能因为一群名叫“琼”及其情人,以及情人的情人的陌生人希望他这样做而改变自己。

作为一个个体,马丁应该致力于使自己受益,而不是使他所处的社会受益。让工厂老板了解他如何污染环境、伤害周围的人很容易,但让他停止污染、停止伤害却很难。 

我们需要一个比单纯说教更有效的方法。依据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通常反应可以推断,通过强制立法的方式导致过多节欲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诟病。所以,作为价格体系的信奉者,我更偏好于设计一套合理的补贴机制,让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得到更多的鼓励。 

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向有更多情人的人支付特殊津贴。但这样做仍有问题,因为我们并不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去找情人,比如麦克斯韦,就不应该再找情人。这一补贴机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既补贴了马丁们,以唤醒他们的“性趣”,同时又不补贴麦克斯韦们,以防止他们纵欲过度。

我们只应该补贴那些过往相对“清白”的人。不幸的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不仅仅因为麦克斯韦们会对自己的过往讳莫如深,而且因为我们还得看着他“拉长”的脸收集他同样长的“履历”资料。 

如何辨别“马丁”和“麦克斯韦”?有什么东西是马丁们有的而麦克斯韦们没有?借书证也许是一个,我猜,麦克斯韦们的业余生活那么丰富,一定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在图书馆里。 

问题得到一部分解决,但还不够。当不修边幅的马丁带着一丝疲倦沾沾自喜地来到还书处,工作人员怎么知道他已经完成“采野花”的义务,从而给他相应的津贴?还是他仅仅上演了一出好戏,以骗取津贴?

 

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补贴的是马丁额外的性行为,而不是马丁自己,所以只有当马丁有额外性行为时我们才能补贴他,以增加整个社会“健康绿色”性行为的“有效供给”。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以有效辨别马丁是否发生了额外性行为。像上面的分析一样,这个方法应该同样可以区分谨慎的马丁和滥交的麦克斯韦。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满足所有的条件:安全套免费或大力补贴安全套企业。为了获得免费安全套带来的好处,马丁就得使用它,从而增加了“安全性行为”的供给。相对于麦克斯韦来说,免费安全套对马丁更有价值,因为马丁是健康的,坚持使用安全套可以使其避免感染,而麦克斯韦已经被感染,用不用安全套意义不大。综上,大力补贴安全套企业或免费发放安全套既可以促使马丁们“走出来”,以增加“安全性行为”的供给,也可以防止刺激麦克斯韦们做出更疯狂的举动。

凑巧的是,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补贴安全套企业——使用安全套未得到充分、合理的回报。使用安全套不仅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我们的性伙伴,以及性伙伴的性伙伴。但我们只获得了保护自己的回报,即健康,并未获得保护性伙伴,以及性伙伴的性伙伴的回报,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你过去是否使用安全套,因而无法对你更加殷勤地求爱以作为回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获得使用安全套应该获得的所有回报,因此,安全套未被充分使用。 

换句话说,人们太少使用安全套与人们性行为太少具有相同原因,都是因为采取有利于他人行为的人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健康的马丁与琼发生关系是有利于琼未来性伙伴的(降低其感染疾病的风险)。同理,马丁使用安全套也是有利于马丁未来性伙伴的,但无论哪种情况,未来的性伙伴们都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影响马丁的行为,更无法对其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给予相应回报。

经常听到补贴安全套具有两面性的论调,认为补贴或免费发放安全套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人们在“邂逅”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可以有效降低传播疾病的风险,坏处是这似乎在鼓励人们多出轨。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两面性,这明明就是一举两得。有了对安全套的补贴,原本不怎么使用安全套的人开始使用了,安全套使用不足的问题得到解决;有了对安全套的补贴,那些谨慎且小心的马丁们变得积极活跃,健康且安全的性行为供给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

补贴安全套最主要的问题是安全套本身太便宜,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将安全套的价格从目前的一美元降到零,但即便是这样也很难将一对“性趣寡然”的男女“诱骗”到床上!

既然将安全套的价格降到零还不够,索性就降到零以下。换句话说,我们要给使用安全套的小伙伴们发放奖金,这个奖金最好只发给节制保守的马丁,而不发给滥交的麦克斯韦。沿着这一思路,记者奥利弗·莫顿提出一个“伟大”创想:考虑到节制保守的马丁们一般都比较害羞,不善于与异性交往,政府应该设立一项基金用于支持保守的马丁们“恋爱”,而放荡的麦克斯韦们由于不存在此方面的障碍,因而不能享受该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原则可以是:凭使用过的安全套来换取相应的约会基金。

如果每个人的“风流史”都变得透明,关于谁应该得到补贴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彻底解决,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性伙伴是否“身家清白”而决定是否给予相应的奖励。或许技术的发展将使这个问题最终迎刃而解。我曾以自己的龌龊之心色情地幻想着未来,也许不久之后技术的发展可以将监控器嵌入人的体内,并记录人们的性经历。设想一下这样的情景:一对男女浓情蜜意,干柴烈火,男孩褪去女孩最后的防线,注视着她的胴体,这时,嵌入式监控器上显示“第314次登录”。这将让人多么大跌眼镜。 

或许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网络杂志《石板》(Slate)的一位读者曾向我建议,我们可以通过提供艾滋病检测结果在线查询功能来解决这个问题,在网上输入你期望的性伴侣的姓名就可以查询到相应信息,比如“最近的一次阴性检测结果测试于2006年4月7日”这样的查询结果。为了保护隐私,我们可以设置“姓名 证件号”的查询方式,同时上传测试者的照片,防止你的伴侣向你提供假身份信息。看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我很震惊,这么好的主意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没有人来实施这件事?但在这个建议变为现实之前,我们最应该做的可能是降低安全套的价格,移除地铁站内起消极作用的禁欲广告!


附录

1996年,《石板》杂志出版了这一章的精华版,文章引起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相当多的读者来信既有思维深度又妙趣横生,对我完善上述内容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还有一部分来信除了骂我的一两行外,其他内容乏善可陈,对于这样的来信我一般都这样回复:给您造成的不悦我深表遗憾,但在骂我之前,请您准确指出哪些观点错误导致您生气,如果您能准确指出哪些内容有问题,并且确实有问题的话我会认真修改。多数情况下读者下次的来信就会更清晰透彻,并附加对我的歉意。其中还有少数读者,我们会多次交流探讨,我往往从中受益良多。

也有些读者的来信明显跑题,讨论的内容与我的文章相差十万八千里。比如有一位总是炫耀自己有很多证书的医学博士在信中宣称我的专栏文章“异常不幸”,并在《石板》杂志后续的版面中说明了理由。

我们生活在一个艾滋病毒肆虐的时代,病毒在异性之间的传播显著增加。很少有读者会为了别人的健康而使自己承受性爱的风险。不幸的是,成功猎得的一夜情正在使我们的寿命变短,而我们还浑然不知。

19世纪经济学领域最大的成就是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只要坚持自己最擅长的事就会成功(完整理论要比我描述的精妙得多,但这样一个简化版的说法就足够我用了)。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很好地诠释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成为医学博士,而有的人却只能进入需要一定逻辑思维能力才能获得成功的领域,比如说经济学领域。

其实,无论是大家刚刚读完的这一章还是原来登在《石板》杂志上的文章,都不可能激发大家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让自己承受性行为带来的风险。确实,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健康、安全的性行为“供给”太少了,而原因在于单纯、善良的马丁们对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毫无兴趣。如果你和你的配偶都坚守一夫一妻的忠贞观,你们不大可能得性病;如果我告诉你,你的忠贞观可能潜在地威胁到你邻居的生命,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救他们而使自己置于风险之中。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我写一篇文章,用于说明给烟囱装上除尘器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幸的是,安装除尘器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所以安装除尘器的企业数量要比我们期望的少得多,所以我们也许应该考虑给除尘器的安装提供补贴。

看看我们医学博士的思路:

(1)除尘器会减少企业的利润,因而是件“坏事”;

(2)很少有工厂老板会因为读了我的文章而增加除尘设施,所以我的文章“异常不幸”;

(3)如果我们要讨论除尘设施,应该征求一篇好的文章。 

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显然不成立(但如果真的有读者如此“愚昧”、如此利他,在看了一篇没什么道理的文章之后愿意增加自己的企业除尘方面努力的话,我们应该万分感谢他的这种“愚昧”,我的文章也不再是“异常不幸”,而是恰恰相反)。第三点无法从医学博士的回复中推论出来,并且这个策略无法给他人带来任何好处,因而彻底跑题了。

另一位读者的来信获得很多赞赏。他是一位内科医生,但在我看来更像一名记者。在信中,他表达了对我的文章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担心,他说单纯的读者可能误解我的文章,从而变得像麦克斯韦一样滥交,进而导致疾病泛滥,人类面临灭顶之灾。一些读者甚至要求我撤回文章,补充完善准确的理由后再发表。按照他们的意思,如果一种观点可能引起别人误解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应该被禁止。多么荒谬的逻辑。那个黑暗且漫长的时代(指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已经过去,我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 

有一些问题是读者多次问到的,连同我的解答一并展示出来。

问题一:假如真的如你所言,人们变得“稍微”放荡一点有助于降低艾滋病的传播,人们变得“特别”放荡是不是就能消灭艾滋病了?这样的结论不荒谬吗?

解答:这样的结论确实荒谬,因为这样的推论不合理,逻辑不成立,结论自然不成立。大变化和小变化不能采用相同的方法推导结论,适当节食有益于延年益寿是成立的,但因此而说绝食可以长生不老就荒谬了。

问题二:如你所言:轻度的性乱交能够降低艾滋病的传播,完全的性自制可以消灭艾滋病,不推崇性自制的积极意义,而只说性乱交的好处难道不是一种不负责任。 

解答:这就像交通灯与禁止汽车上路的关系,交通灯有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禁止汽车上路可以消灭交通事故,只说交通灯的积极意义而不提倡禁止汽车上路有问题吗?显然没有。

问题的关键在于,禁止汽车上路和杜绝漫长婚姻生活中的婚外性行为均不现实,也不可取。如果有一天世界真的变成这样,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多一些快乐,即便与之相关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大家都清楚,完美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不会有艾滋病的问题,但那样不现实,我们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俗世”中。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我写的书是真实的、符合实际的。

问题三:稍微变得“放纵”一点有好处,稍微变得“保守”一点也有好处,只补贴变得“放纵”的是不是不太好?

解答:不是,这样做很好。因为两种好处截然不同,去向不一样。稍微变得“放纵”有利于整个社会,变得“保守”只有利于你自己。你已经得到变得“保守”的充分激励,所以就不需要再用补贴来激励你了。

问题四:你不觉得忽略了某些重要的问题吗?

解答:确实是,有些重要的问题我可能没有涉及,比如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会触发艾滋病病毒的一系列进化,我想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我不能确定。再比如,至少一位读者坚信“只变得稍微放荡一点”是不可能的,这会引起社会文化的变迁,并最终导致人类在“放荡”的大路上一发不可收拾。我怀疑它的正确性,但我又无法证实它是错的,所以没有在文中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