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阿比吉特·班纳吉;[法] 埃斯特·迪弗洛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
ISBN:9787508687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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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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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理解贫穷,探究穷人之所以贫穷的根源。《金融时报》-高盛2011年度*商业图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阿马蒂亚•森、《魔鬼经济学》作者史蒂芬·列维特,
《经济学人》《福布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卫报》《快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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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他们曾被说成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
他们是*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
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他们,依然深陷贫穷的陷阱,前路不明……
为什么贫穷?
为什么他们吃不饱饭还要买电视?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学也不爱学习?为什么他们放着免费的健康生活不去享受,却要自己花钱买药?为什么他们能创业却难以守业?为什么大多数人认为小额信贷、穷人银行没什么效用?
15年以来,为了弄清为什么会贫穷,贫穷又会导致哪些特定问题,从而不断让穷人陷入无法逃离“贫穷陷阱”的怪圈,两位作者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生活的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真正的根源。
同时,本书也对关于贫穷的一些流行观点进行了反思,比如援助越多穷人的依赖性越强,外部援助不起作用等等。他们指出,多年来的扶贫政策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贫穷的理解不够深刻,好钢没有用在刀刃上。他们通过大量的实例,提出了一些实用性较强的建议,寻找那些经得起检验的扶贫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慈善家、政治家及所有希望天下脱贫的人提供了重要指导。
作者简介
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发展经济学分析研究局局长、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及计量经济学会研究员、古根海姆基金会及艾尔弗雷德·斯隆基金会研究员。获2009年度印孚瑟斯(Infosys)奖等多个奖项,曾任世 界银行和印度政府等多家组织机构荣誉顾问。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曾就读于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大量荣誉:2010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美国40岁以下最 佳经济学家奖”),2009年度麦克阿瑟“天才”奖学金,《经济学人》杂志“八大杰 出经济学家”之一,《外交政策》杂志“百位最 具影响力思想家”之一,《财富》杂志2010年“40位40岁以下”最 具影响力的企业领导人之一。
2003年,班纳吉和迪弗洛联合创建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一直共同为该实验室提供指导。J-PAL实验室的任务是确保扶贫政策的制定基于科学依据,从而减少贫困人口。J-PAL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已赢得国际认可,获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年度“知识前沿”奖。
目录
前言 VII
章 再好好想想 // 001
第一部分 生活案例
第二章 饥饿人口已达到10亿? // 023
第三章 提高全球居民健康水平容易吗? // 049
第四章 全班 // 083
第五章 帕克·苏达诺的大家庭 // 119
第二部分 慈善机构
第六章 赤脚的对冲基金经理 // 151
第七章 贷款给穷人:不那么简单的经济学 // 177
第八章 节省一砖一瓦 // 205
第九章 不情愿的企业家们 // 227
第十章 政策,政治 // 259
试读
第一章
再好好想想
不到5岁便夭折的儿童每年有900万。1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产妇死亡概率为33%,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仅为0.018%。全球至少有25个国家,大多数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超过55岁。仅在印度一国,就有超过5 000万的学龄儿童连简单的课文也看不懂。2
看了上面这段文字,或许你只想把书扔到一边,不去想世界贫穷这件大事,因为这个问题看上去太宽泛、太棘手。然而,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劝你不要那样做。
宾夕法尼亚大学近期的一项实验表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会令我们无比震惊。3研究人员发给每个学生5美元,让他们填写一份简短的调查表,然后再给他们看一份传单,请他们为 “拯救儿童”(全球慈善机构之一)捐款。传单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是这样的:
马拉维的食品短缺影响着超过300万儿童;在赞比亚,自2000年以来的严重干旱已导致粮食产量下降42%。因此, 300万赞比亚人将面临饥饿,400万安哥拉人(占安哥拉人口总数的1/3)已被迫离开自己的家乡,超过1 100万埃塞俄比亚人急需食品援助。
另外一些学生所看到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还有这样一些文字:
罗西娅是一个来自非洲马里的7岁女孩,她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甚至面临着挨饿的危险。然而,您的经济援助将会改善她的生活。有了您以及其他好心人的支持,“拯救儿童”将与罗西娅的家人以及社区里的其他人一起帮助她,让她能吃饱饭,接受教育,具备基本的医疗及卫生常识。
看了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1.16美元。和份传单不同,第二份传单展现了一个人而不是数百万人的困境,看了这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了2.83美元。这样看来,学生们愿意为了罗西娅而承担一点儿责任,但在面对广泛的全球性问题时,他们就不免有些泄气了。
接下来,研究人员又随机选定了一些学生,先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现象,即人们不愿关注那种泛泛的信息,他们更有可能会捐钱给某一特定受害者,然后再给这些学生看那两份传单。结果显示,看了份传单的学生平均每人捐款1.26美元,与事先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差不多。然而,看了第二份传单的学生在得知这种现象之后,平均每人仅捐了1.36美元,远远低于不知道该现象的学生所捐的钱。鼓励学生们再想想反而使他们对罗西娅不那么慷慨了,但也没有对每个马里人都更慷慨了。
学生们的反应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了大多数人在面对贫穷等问题时的感觉。我们的本能反应是慷慨,特别是在面对一个身陷困境的7岁小女孩时。然而,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样,我们在重新考虑之后常常失去信心:我们捐的那点儿钱不过是沧海一粟,而且这些善款的安全性也得不到保障。这本书会让您再好好想想,如何摆脱那种“贫穷的问题难以解决”的感觉,从一系列具体问题出发,重新审视这一挑战。这些问题只要能得到恰当的定位并为人们真正理解,就能够逐一得到解决。
遗憾的是,关于贫穷的辩论往往不是这样展开的。很多侃侃而谈的专家并没有讨论怎样抗击痢疾和登革热有效,而是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杰弗里·萨克斯是联合国顾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同时也是一位贫穷问题专家。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往往都气候炎热、土地贫瘠、疟疾肆虐、四周被陆地所包围。因此,如果没有大量的原始投资助其解决这些地方性问题,这些国家很难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然而,这些国家却因为贫穷,无法支付投资回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贫穷陷阱”。除非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落到实处,否则无论是自由市场,还是民主制,都帮不上什么大忙。外来援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启动一种良性循环,即辅助穷国在关键领域投资,从而提高其生产力;由此而产生的更高收入会带来更多投资,收益将呈螺旋状上升。萨克斯在其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4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2005—2025年间每年拿出1 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
然而,还有一些侃侃而谈的人认为,萨克斯的回答是错误的。曼哈顿的威廉·伊斯特利挑战了纽约大学的萨克斯,随着其著作《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及《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5的面世,他已经成为反援助人士中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之一。丹比萨·莫约是一位曾在高盛投资公司及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她在出版的《援助的死亡》(Dead Aid)6一书中,对伊斯特利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援助的弊大于利: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腐蚀地方机构并削弱其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形同虚设。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看待世界运转的方式上,对援助持悲观态度的人实际上表现得颇为乐观。伊斯特利认为,“贫穷陷阱”并不存在。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能解决问题的人,还是相信那些认为援助只能使问题恶化的人?这一问题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决,我们需要的是证据。然而,遗憾的是,那种常常用来解答大问题的数据并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引人注目的奇闻逸事比比皆是,有些事件甚至可以用来支持任何立场。例如,卢旺达在遭受种族灭绝之后的几年里得到了大笔捐款,整个国家逐渐走向繁荣。由于国民经济得到了发展,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开始制定政策,尽量不再接受援助。那么,我们应将这个例子看作是援助好处的证明(萨克斯的观点),还是自力更生的典型代表(莫约的观点),还是二者兼备?
由于诸如卢旺达这样的个例没有终定论,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
然而,假如没有支持或反对援助的依据,我们又该怎样做呢?——放弃穷人?这种失败主义的态度不是我们所应持有的。实际上,答案是可以找到的。这本书整体上就采用了一种答案延伸的形式——不过不是萨克斯和伊斯特利喜欢的那种泛泛的答案,它要告诉你的不是援助的好与坏,而是援助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是否带来了好处。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民主制的效力,却可以就是否应改变其组织方式谈谈感想,使其更有效地运行于印尼的农村等地。
无论如何,对于某些大问题(如外国援助是否有效)的回答是否像我们有时听到的那样重要,我们尚不明确。无论是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特区那些热心于帮助穷人的人,还是不那么热心于此的人,他们都认为援助的作用十分突出。实际上,援助只占每年给穷人所划拨的款项的一小部分,大多数针对全球穷人的计划都由各国自身的财政部门制定。例如,印度基本上不接受援助。2004—2005年间,印度为穷人的基础教育计划投入5 000亿卢比(310亿美元)7。即使是在非洲这样急需援助的地方,这一数字也只占政府2003年度全部预算的5.7%(如果我们排除尼日利亚和南非这两个几乎不接受援助的大国,那么这一比例为12%)。8
更重要的是,援助的是是非非引发了无数没完没了的争论,这模糊了真正的重点——钱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政府要选择正确的资助项目——该项目对穷人有好处吗?是该给老人发养老金,还是为病人建诊所?然后,弄清楚好的操作方式是怎样的。比如,诊所的运作及人员配备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