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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常识经济学 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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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史蒂夫·兰兹伯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

ISBN:978750868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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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画

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 - 文轩书苑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昆,《魔鬼经济学》作者 史蒂芬·列维特推荐 

2. 本书推翻我们常见的思维错误,培养经济学思维,洞悉事件动机与本质,过更聪明的生活

3.《魔鬼经济学》系列最早成名就得益于本书作者的推荐。

4. 逃出认知囚笼,以经济学方式探索日常生活背后的世界,打破惯性思维,解决看似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用完美的数学、经济学、物理学和哲学知识,引领我们进行一次穿越时空且充满刺激性和愉悦感的生活真相探秘之旅。

书中,兰兹伯格将自己幽默风趣、笔锋犀利和逻辑严密的写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一剖析了现实生活中我们所关心的热点问题,用浅显易懂的案例和直观生动的图示为我们讲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彩虹究竟有几种颜色? UFO是否存在?世界上的数字是多少?谷歌的名字从何而来?奥运会运动员与马戏团小丑的社会贡献度,孰大孰小?收入上的大赢家往往是幸福上的小赢家吗?为什么孩子的世界比成人的世界更公平?是否应该提倡环保和征收碳排放税?慈善捐款的数额多少为宜?我们应该为后代留下些什么?

常识有可能是错误的,公理往往不证自明;很多看似荒诞的行为却能找到合乎逻辑的解答,而许多我们自以为深信不疑的却完全站不住脚。这就是兰兹伯格眼中的真实世界和生活。

作者简介

[美] 史蒂夫•兰兹伯格(Steven Landsburg)

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现任罗切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兰兹伯格在《石板书》(Slate)网络杂志撰写的“每日经济学”专栏深受欢迎,他也应邀在《财富》《福布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价格理论与应用》《反常识经济学1:生活中的经济游戏》《反常识经济学2: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反常识经济学3:为什么常识会撒谎》《反常识经济学4:性越多越安全》。

列维特是这样评价兰兹伯格的:“他大胆、前卫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洞悉经济学常识,会改变我们看待日常生活的视角。”这句话说明了一切。

写作此类经济学读物需要褪去其高深莫测的面纱,仅仅留下犀利的逻辑分析,当然或许还要加上点幽默和文采。

幸运的是,兰兹伯格的文章三者兼具。

试读

 

操场上的经济学家

我需要学到的东西早在幼儿园时就都学到了。

——罗伯特·弗尔杰姆(Robert Fulghum)

如同道德一样,我们会不自觉地去关注公平这个话题。于是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哪些属于公平的范畴,哪些不属于这个范畴。

每次当孩子哭喊着嚷嚷“这不公平”时,做父母的就得面对一个有关经济公正的问题。比如孩子会走过来问我们下棋的过程中改变游戏规则可不可以,或者有个孩子躺在沙盒里声称1/4的地盘都是他的,这时候该怎么办。作为父母,我们有很大一块内容是教育孩子做事要讲究公平公正。一旦谈到操场上怎么区分好行为和恶劣行为这个问题,每一位父母都成了专家。 

虽说这种专长不可能被硬生生套用到市场或投票站,你的孩子指着你给他指导,而国会议员对你的期待则只是选票。因此,在思考对孩子行为的容忍程度时,你自然会想的更多更清楚些,而对于国会议员则不会如此。

我认为想要成为公平领域的专家,通常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切观察操场上那些你已经知道的有关公平的东西。就此精神,我列了几条每一位父母都应该明了的原则,我还会说下这些原则用在成年人世界中的一些看法。

1. 不要拿不属于你的东西。每当政治家提议要改革税法、使其更完善时,我们总能听到有关富人拥有的太多、穷人拥有的太少,让财富平均分配才是唯一公平的做法等此类说辞。在我看来,这套说辞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没有人会信这一套。关于这一点我非常确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带女儿去操场玩耍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个父母会跟孩子说,如果谁的玩具比你的多,你就可以从他那拿走一些。我也从未听说哪个父母跟孩子说,如果你发现有些人比另一些人的玩具多,你们就可以组成一个政府,然后投票决定从多的那个人那儿拿走一些玩具。 

父母当然鼓励孩子们相互分享,而且当他们表现的非常自私时,父母会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羞愧自责。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跟他们讲,如果碰到有的小孩比较自私,处理此类问题时要用某种合理的方式,断不可采用强制的办法获取。小孩子可以用甜言蜜语讨好下对方,或者讨价还价商量下,甚至孤立那个自私的孩子,但是绝不可以简单粗暴地去抢或偷。同样,对于任何一个合法正当的政府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帮你从他人那里窃取财富的权力。 

对孩子来说这一点很简单,但是成年人的世界就复杂多了。成人要面对的问题并不会出现在操场上。政府提供服务,而我们要为此交税。这样一来,关于“哪些人为哪些事情应该花多少钱合适”这个问题就会有颇多争议,需要商榷的空间不小,而从操场上得来的那些经验都无法来指导我们。是不是富人在国防上就应该比穷人多交点钱呢?或许吧。那么多出多少呢?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征税仅仅是为了重新分配收入的话,这就和我们在操场上一直训导孩子不应该有的那些行为差不多。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孩子做出那样的行为,我怀疑我们为什么要接受国会议员们这样做。把更重的税收负担转移给富人,或许理由充足,也可能毫无道理可言(在第22章中我会提到一些)。但是公平并不能成为这一行为的理由之一。

2. 做出什么选择,就怎样生活。有一次,我带着两个孩子出去吃饭。他们都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现在吃一份冰激凌或者饭后拿一份泡泡糖。艾利克斯选择吃冰激凌,凯莱选择了泡泡糖。

艾利克斯吃完冰激凌后,我们离开座位去拿凯莱的泡泡糖。凯莱拿到了自己的泡泡糖,而艾利克斯手里什么都没有。这时候艾利克斯就开始不讲理地哭闹起来。对于任何一个局外的成年人来说,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艾利克斯没有理由这样;因为当时她和凯莱有同样的选择权,而且她还先拿到了自己选择的东西。

同样的事情在成人的世界里也会发生。早年的时候,彼得和保罗都面临相同的机遇。彼得选择了一份工资有保障、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保罗选择了创业,日夜辛劳,而且回报不确定。30年后,彼得穷困潦倒,而保罗变得富有起来,彼得就谴责是社会体制造成了这种不平等。

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对泡泡糖的喜爱比对冰激凌的喜爱更令人羡慕,同样地,我也不想讨论保罗的选择是否在本质上比彼得的选择更加令人向往。关于彼得抱怨的那个造成最终结果的理由,我确实想要讨论一下。一个好的测验方法就是去找几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问问我们是否应该严肃对待这一争论。测试结果是,彼得的理由均被否定。 

3. 不要心怀嫉妒。如果你有过同时给几个小孩分蛋糕的经历,你肯定会不断听到有人嚷嚷“这不公平!我这块蛋糕比较小!”如果你当时足够有耐心的话,你可能会向他们解释说那些心无旁骛、不在乎别人盘里蛋糕大小的孩子,会比那些常常分心、一心要和别人比较的孩子在生活中要过得更幸福。我们想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开心,于是我们会告诉他们如果有人给你一块蛋糕,那么这就值得开心。而如果别的孩子分到的蛋糕比你的大,你得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孩子比你得到的更少。下次如果你觉得某个同事不该提拔却被提拔时,不妨想想这句话。

4. 错错不会得对。如果你居住在美国的普通阶层社区里,那么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每年要从你的腰包里拿走5块钱来资助像美国公共国家电台这样的节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辩护者们,都是成年人,他们习惯性地为这项收费辩解的理由就是其他项目会索取更多的钱;据他们的某些估计,政府在企业福利上索取的费用几乎是这个数目的两百多倍。也许这些辩护者的诉求目标是那些没有小孩的选民吧,要不然有哪个父母会接受小孩这样的说辞,例如“是的,我偷了曲奇饼,但是我知道别的孩子偷了一辆自行车”? 

5. 不要多管闲事。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创立了新的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人类在进行交易、易货贸易或兑换物品方面的自然倾向。这种倾向在8岁左右的儿童身上就能完全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在学校的跳蚤市场上交换贴画、卡片和瓶盖。

某个时候,有个孩子——我们叫她露西安——她想和班上的同学利兹进行交易,但是她发现利兹更愿意和三年级的艾米丽进行交易。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们希望露西安能够认识到她并不能强迫利兹和她进行交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强迫利兹和她交易的做法是不对的。只有那种对他人及其苛求的孩子才会想要老师进行干涉,阻止利兹和“外人”进行交易。 

对那些持贸易保护主义观点的政治家来说,他们就是把国会当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层面的老师,要其来维持校园秩序,通过使所有的孩子都按照老师的特殊喜好或者某些特别行业的要求来行动——以此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如此的话,任何一个八岁的小孩都会告诉你,这个做法糟透了。 

6. 勇敢地对抗那些恃强凌弱的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近期估计,大约会有3000万—4000万的美国人因为低工资竞争者的出现而失去工作。而换句话来说,这3000万—4000万的外来劳工所带来的低物价确是所有美国人要面临的一个前景。这样的话结果很好,尽管那6000万—8000万人本应该有更好的工资待遇。

包括布林德教授本人在内,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当美国的工作机会被外包时,美国人整体上是最后的赢家——低物价带来的好处远远可以抵消低工资造成的损失。换句话来说,赢家可以多负担一些来补偿失利的人。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应该这样做呢?比如,为失业人士开一门再培训课程,是否就是一种道德要求,要由纳税人来买单? 

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几乎不会让任何人变成最终失利的人。[这一观察应该要归功于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唐·布德罗(DonBoudreaux)]。如果可以和邻居自由交易,我怀疑世上居然还有人没有从中获益。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交易,你还得自己种植食物、自己缝制衣服、靠奶奶的家庭食疗法治病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找到一位训练有素的医生,也许你就不用那么依赖奶奶的鸡汤了,但是——尤其是考虑到她的高龄,你还得为此心存感激。

即便你因为自由贸易丢了工作,满心抱怨这种现象实在是有点无理取闹,正是因为有了自由贸易,你才能从出生那天起就过上一种高水准的生活。如果你觉得在自由贸易中遭受了负面影响,世界应该对你有所补偿,那么之前享受贸易带来的好处时,你又为世界做出过什么贡献呢?

不过,让我们暂且把这一观察结果放到一边,现在我们把一次新的贸易机会或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影响孤立起来看,我们姑且假定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很显然,我们的某些同胞会因为这些协定而受损,至少从狭义上讲,在贸易更加蓬勃发展的世界,他们原本可以过得更好,不过在这个例子中他们确实遭受了损失。那么我们亏欠这些同胞什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扪心自问:如果有类似的情景,你的道德直觉会做出什么判断?假设多年以来你一直在当地的药店买洗发水,而有一天你发现在网上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洗发水。你选择从网上买洗发水是否就意味着你有义务向药店的药剂师做出补偿呢?如果你搬到了租金较低的公寓,你是否应该向原来的房东做出补偿呢?如果你选择了在麦当劳吃饭,你是否应该向隔壁餐馆的老板做出补偿呢?

或许会有些神秘莫测的道德哲学理论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你应该做出补偿,但是我个人认为人们很难接受这个理论。公共政策总不会为了推广那些我们一辈子都不会接受的道德观而制定吧?

那么,从道义上讲,失业的工人和被消费者抛弃的药剂师或者租客放弃的房东相比有什么不同呢?你也许会说药剂师和房东一直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他们知道将要面对的状况,然而,举个例子来说,几十年来的关税保护和贸易配额政策使得制造业的工人们看到被保护的希望微乎其微。于是工人们会学习一些别的技能,现在如果抽走政府层面的保护,他们会觉得不公平。

这次还是一样,我们还得问自己,如果碰到类似的情景,他们的这种直觉和我们日常产生的直觉如何关联起来?几十年来,校园欺凌现象成为一种谋利的方式而风靡整个美国,而这些恶霸们积累了一些技能使他们可以利用各种机会从中获得好处。如果我们严加治理,使得校园欺凌不再有利可图,那么我们还必须向恶霸们作出补偿吗?

恃强凌弱和贸易保护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使用了强制的手段(不管是直接使用还是通过法律的手段)让一方作出非自愿的牺牲而另一方得到财富。比如说,你本来可以从一个时薪5美元的墨西哥人那买东西,而贸易保护主义者却强迫你花超过三倍的价钱从一个时薪20美元的美国人那里买,这样你是被敲诈了。如果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让你自由地决定去哪里买东西,你应该为这种自由感到庆幸。而补偿之前那些剥削你的人就跟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无异。

7. 对不宽容回馈以宽容。我相信每个小孩都经历过被排斥的痛苦,而他们最终会明白这样的痛苦正是获得自由所要付出代价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生日聚会都会对你发出邀请。如果有人完全是出于一种恶意不邀请你,那么你有权利去为此伤心,但是你没有权利擅自闯入会场捣乱。

大人们总是试图牢记这一原则,却又总是忘记。举一个程式化的例子:玛丽有一间空置的公寓,而乔正好在找住的地方。如果乔因为看不惯玛丽的种族、宗教或生活方式——甚至完全是出于恶意——他都可以自由地另寻他处。但是如果玛丽看不惯乔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是生活方式,法律要求她必须忍下这些疑虑把房子出租给乔。

或者:伯特想要雇一名办公室经理,而厄尼正好想要管理一间办公室。法律赋予了厄尼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一份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不喜欢阿尔巴尼亚人,他就可以选择不给其打工。法律对伯特的要求标准要更高一点:如果他公开表示这个职位不招阿尔巴尼亚人的话,那么他最好请个超厉害的律师。

这些不对等的要求违背了公平的最基本准则——即人人都应该被公平地对待,不能因为不相干的外界因素而改变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玛丽和乔——或者是伯特和厄尼——都有意成为一段商业关系的其中一方。那么为何在以反对歧视为宗旨的法律下却要承担不对等的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