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意识:潜意识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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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书名:Before You Know It:The Unconscious Reasons We Do What We Do 

作者:(美) 约翰·巴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2月

ISBN:9787508696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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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有意识选择的产物吗?

我们为什么做自己所做的事情?

在任意一天中,我们的所说、所感和所做,有多少是受潜意识控制的?

更重要的是,又有多少是不受潜意识控制的?

我们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吗?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完全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原因。事实上,除了可以被意识到的想法,心理学家发现,有隐藏的、潜在的机制在引导甚至创造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们的行为、选择和好恶有深刻的影响,而在影响发生以前,我们对此并不知晓。有时它的影响力大得可怕,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现在的样子,而且也影响我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或不希望实现的目标。

这本书共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作者揭示了无意识中的哪些因素在对我们的言行和思想施加着影响,以及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另一个主题是,如何运用无意识机制帮助我们达成有意识的目标。

理解潜意识是如何工作的,洞察我们隐藏的驱动程序,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就可以治愈创伤、打破习惯、超越偏见、重建关系、开发潜能。

作者简介

约翰·巴金博士 ,社会认知心理学家,无意识领域世界前沿专家。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系罗杰斯·安吉尔教授,ACME(认知自动化、动机与评估实验室)实验室导师。

 

试读

目录

引言:让我们再次将时间扭曲



Part01 隐藏的过去



第1章过去一直在呈现

人类不是一块白板,或一片空白。我们有两种基本的、首要的驱动力,它们微妙地、无意识地影响我们的所想、所做:生存的需求和繁殖的需求。然而,在现代生活中,这些远古的被遗忘的内趋力,或曰意识的“效应”,经常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以外运作,它们能让我们无视引起我们的感受和行为的真实原因。通过拨开层层仍在影响我们的隐藏的过去,揭示生存和繁殖动机一直在意识中运作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现在。



第2章一些必须的装配

我们可能对生命早期的几年没有记忆,但这并不意味那时我们身上没有发生重要的事情。相反,在这段时期发生的许多事情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假设、我们对其他人的感受,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自信。



第3章启动时刻

我们在这个年幼的年龄并不知道,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并不具备唯一的可能性。我们根本想不到,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可能很轻易就换个样子。如果我们出生在另一个国家,接受与我们现在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那么我们完全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第4章生活在延续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在意识中活跃并发挥影响的,不只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内容。最近经历的残余内容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我们认为在新的情境下影响我们的是当前面对的内容,是我们的有意识觉知经由感官可以触及的内容。但是,比起我们意识到的内容,有更多的事情在幕后进行。





Part02 隐藏的现在



第5章我该留下还是离开?

好或坏,留下或离开,是动物面对这个世界的原始反应。亿万年的进化使“留下或离开”成为人类大脑对外部情况最快和最基本的心理反应。这个初始反应为其后的一切事物都染上颜色:好或坏,留下或离开,喜欢或厌恶,接近或回避。我们走一条路而不走另一条路。揭示这个机制到底是如何工作的,是什么让我们立即转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复杂的核心是简单。



第6章何时可以信任你的直觉?

一个特定的想法越容易出现在意识中,越不需要付出努力去设想,我们越相信它的正确性,越少质疑它的真实性。我们天生就信任我们的感觉,不去质疑它们;相反,不信任自己的感觉并质疑它们是精神错乱的表现,那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状态。



第7章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每个人类的意识都像一面镜子,它激发潜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反映了我们自身所在的情景和环境——一杯水说“喝下我”,花坛说“接近我”,床说“睡在我上面”,博物馆说“欣赏我”。我们都是这样被编程的,对这些外部刺激的反应不亚于莱尔米特的病人。在你意识到以前,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Part03 隐藏的未来



第8章小心你渴望的事物

当我们追求个人欲望和对未来的目标时,我们可能会被它们改变——经常是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因此,是无意识地。它能让我们比在通常情况下对外界影响甚至对阈下广告更加开放,能让我们以后来会觉得愚蠢和浪费的方式把钱花掉,能让我们喜欢上我们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也能让我们对朋友的喜欢程度不如往常。这全部都是因为这些变化能帮助我们接近自己正在追求的目标。我们当前的目标改变了我们——我们的思想、心灵和价值观。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已经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愿望的原因。



第9章无意识从不睡觉

我们无意识地为幕后的重要目标而努力:利用白天有意识思维没有被某些任务占据的停工时间,还有晚上睡着的时候;无意识永远像哨兵一样保持警惕,关注与目标相关的信息,并注意那些我们可能会错过、却对目标有帮助的事件和对象,并努力寻找那些我们很难用有意识思维想出来的答案。



第10章你能控制意识

在我们不希望无意识的影响发生时控制它们,在这些无意识过程对你的利益有帮助时运用它们。你可以用有意识和有意图的过程来对抗或控制不希望发生的无意识影响,你也可以在常见的有意识方法不足以完成任务时运用无意识的机制来帮助自己。





结论:你是打碟师

致谢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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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20 世纪80 年代初,我渐渐习惯了纽约的生活,与此同时,全世界的心理学家开始更加关注无意识机制。一位法国巴黎萨伯特慈善医院的神经科专家正在治疗两位最近中风的老年患者,这位医生的名字叫弗朗索瓦·莱尔米特(François Lhermitte)。他的头圆圆的,秃顶,戴眼镜,白大褂里系着领带——这是这所有400 多年历史的穹窿形房顶的医院的医学专家形象。他在这所医院工作。他的两位病人,一男一女,表现得都很怪异,而且是以同样的方式。他们的行为似乎完全受环境暗示驱使,他们好像无法独立控制自己的行为。“外部刺激对行为的过度控制,以牺牲行为自主性为代价”是莱尔米特对其症状的描述。他自然很好奇能从病人对外界影响古怪的开放性中学到什么,他决定让他们接触各种日常环境,观察可能发生的事情。

莱尔米特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倒了两杯水,把它们放在病人面前,他们马上把水喝了。当然,这没什么不正常的。然而,随着莱尔

第米特不断往玻璃杯里倒水,病人们一直喝水,一杯又一杯,即使他们抱怨说已经撑得难受了。他们忍不住把倒满的水都喝下去。在另一个情境下,医生把男病人带到他家里,那是一套公寓。他领着那个人走到阳台上,俯瞰附近的公园,他们一起欣赏景色。就在他们再次进入公寓之前,莱尔米特轻声说:“博物馆。”再次回到房间时,病人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审视墙上的画和海报。他也专注地观看桌子上普通的物件——没有审美价值的盘子和杯子——好像它们也是真正的艺术品。接着,他请病人参观卧室,男病人看见床就开始脱衣服,并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显然,这两个以前是正常人的病人的举动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意识的。莱尔米特和其他早期神经心理学家知道(在大脑扫描技术发明之前),中风患者经常能为了解意识的隐秘运作提供极好的机会,透过表面的行为,窥见其背后的原因。人们在中风之后外在表现出的问题——言语、视觉、情感或记忆——是了解损坏的那部分大脑区域的功能和目的的重要线索。那么,他的这两位患者令人困惑的易受暗示性,一种对环境的盲目服从,揭示了什么?

莱尔米特在巴黎新的地点继续实验,这似乎激发出两名患者莽撞与勤奋的天性。在卢浮宫附近杜乐丽花园的小径上,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园艺设备:浇水软管和耙。果然,男人和女人都自发地拿起农具劳动,耙松土地,然后浇水,好像他们是园丁。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这样持续劳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位好心的医生最后阻止了他米特不断往玻璃杯里倒水,病人们一直喝水,一杯又一杯,即使他们抱怨说已经撑得难受了。他们忍不住把倒满的水都喝下去。在另一个情境下,医生把男病人带到他家里,那是一套公寓。他领着那个人走到阳台上,俯瞰附近的公园,他们一起欣赏景色。就在他们再次进入公寓之前,莱尔米特轻声说:“博物馆。”再次回到房间时,病人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审视墙上的画和海报。他也专注地观看桌子上普通的物件——没有审美价值的盘子和杯子——好像它们也是真正的艺术品。接着,他请病人参观卧室,男病人看见床就开始脱衣服,并躺到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显然,这两个以前是正常人的病人的举动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意识的。莱尔米特和其他早期神经心理学家知道(在大脑扫描技术发明之前),中风患者经常能为了解意识的隐秘运作提供极好的机会,透过表面的行为,窥见其背后的原因。人们在中风之后外在表现出的问题——言语、视觉、情感或记忆——是了解损坏的那部分大脑区域的功能和目的的重要线索。那么,他的这两位患者令人困惑的易受暗示性,一种对环境的盲目服从,揭示了什么?

莱尔米特在巴黎新的地点继续实验,这似乎激发出两名患者莽撞与勤奋的天性。在卢浮宫附近杜乐丽花园的小径上,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园艺设备:浇水软管和耙。果然,男人和女人都自发地拿起农具劳动,耙松土地,然后浇水,好像他们是园丁。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们这样持续劳作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那位好心的医生最后阻止了他们。还有一次,在他的诊所,女病人要给莱尔米特检查身体,至少那是她对医学检查的看法。她甚至要求莱尔米特把裤子脱下来打针,莱尔米特博士答应了(他发表这项研究时甚至还提供了这一情境的现场照片)。后来,当他对他们的行为提出疑问时,两名病人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或发现什么异常或奇怪之处。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被环境中自然出现的启动物所推动,然而,他们能毫无困难地有意识地合理化这些行为——喝水、欣赏艺术、园艺劳作和无证行医。中风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行为的性质。在过去习得的或以未来为导向的与他们本来可能有的任何计划或目标相关的大脑精细调整反应——已经被对当下的超敏性所取代,而且似乎只有当下。

最终,莱尔米特这两位不由自主地异想天开且勤劳的中风病人去世了。仔细检查他们的大脑,发现中风破坏或损毁了他们大脑的同一部位——对行动的规划和控制至关重要的前额皮层区域。患者能够通过他们的五种感官从环境中获得行为线索,但他们缺乏与之互补的脑区,对这些冲动及其随后的行为加以有意图的控制。我们幸运得多,同时拥有这两种能力。当然,在莱尔米特的发现(以及之前描述过的加扎尼加在大约同一时期的研究)之前,科学家们只知道有意控制的成分。莱尔米特表明,行为还受到第二种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它暗示我们做出典型的并适合当前情境的行动。如果没有恰当的有意识控制成分,他们能根据这些环境暗示自导自演,有意识的输入或控制不是必要的(当然,它们是非常需要的)。莱尔米特谦虚地称之为“环境依赖症”,但这种病症很快以“莱尔米特综合征”之名广为人知。

借助莱尔米特在20 世纪80 年代还无法使用的脑成像扫描仪,神经科学研究随后证实了他的结论。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家克里斯·弗里思(Chris Frith)和他的同事们在一篇重要评论中得出结论:大脑在前额皮层和前运动皮质区储存了我们当前的行为意向,而实际用来指导这种行为的区域,位于大脑在解剖学上的一个独立部位——顶叶皮层。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启动效应和其他无意识的影响如何影响我们的行为;莱尔米特的病人为什么这么容易受环境影响,而且对这些影响没有任何有意图的控制。启动效应与外界对行为的影响能激活大脑某一部位的指导行为,它独立于想要执行这一行为的意图,位于完全不同的位置。

莱尔米特的中风病人一定是在没有对行为做出有意识选择或控制的情况下行动的,这表明有意识的选择不是产生复杂行动模式的必要条件。相反,看来威廉·詹姆斯是正确的(他在1890 年写到的观点,他对很多事物有先见之明)。在他的一个著名章节“意志”中,他认为,实际上我们的行为来自无意识和无意图的源头,这包括符合我们当前在世界中看到和体验到的内容的行为,同时这些行为也是被这些内容暗示而产生的。詹姆斯说,我们有意识的意志行为控制着这些无意识冲动,允许一些冲动通过,禁止其他冲动通过。这个“控制中心”正是在莱尔米特的中风患者的大脑中发现的受损的那一部分脑区。每个人的意识都像一面镜子,它激发潜在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反映了我们自身所在的情境和环境——一杯水说“喝下我”,花坛说“接近我”,床说“睡在我上面”,博物馆说“欣赏我”。我们都是这样被编程的,对这些外部刺激的反应不亚于莱尔米特的病人。在你意识到以前,你所看到的就是你所做的。

现在,在这位法国医生的重要观察发表30 多年后,现代神经科学在大脑和不同脑区的特化,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知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进一步的研究证实,事实上,莱尔米特的患者的行为只是表现出了不受束缚做出行动的无意识冲动,这种冲动所有人都有。我们其余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拥有完整的行为控制系统,与威廉·詹姆斯所描述的“意志”对应的那一部分脑区也在运作,它是那些不间断的冲动的“看门人”或过滤器。在我们的大脑深处,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对“镜子”产生反应,不仅对周围直接发生的事情产生反应,也对我们身在其中的情境或背景所暗示的内容做出反应。这意味着什么呢?乍一看,似乎我们是没有思想的自动机器,是跟在牧群后面的群居动物。你可能会问,我们不是唯一的在思考、谈话和做事时会用思想表达我们的独特本性的生物吗?是,也不是——但更多的时候不是。

我们可能意识不到或不愿承认,其实我们与莱尔米特的病人的相似程度很高。我们隐蔽的冲动以广泛而强大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现在的行为模式。他人的行为和情感对我们有感染力,不仅当我们目睹这些行为和情感时,甚至当我们读到这些行为和情感时,或在事实发生后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也就是行为和情感的可见后果)时。我们从当下感知到的事物中获得如何行动的“暗示”,这些暗示不光包括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模仿别人的身体动作,还包括习得的适应于特定环境的相当复杂和抽象的行为方式(通常人们在花园、博物馆或卧室里做什么)。微妙的暗示驱动着我们表现得高贵或糟糕,它们经由我们的感官影响我们的思想,引导着我们当下的行为。和莱尔米特的患者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些影响的存在,所以相信我们是自主行动的。



变色龙效应

我们对周围的人投以大量注意力。我们每天都在不断观察别人做的事情:他们的手势或动作,姿势和情绪表达,他们说话的语音语调,以及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的、写的、发布的内容。我们的所见所闻都会自然地产生影响,让我们更可能做同样的事情。(达尔文对情绪表达的说法是真实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模仿和模拟他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无意识中这样做的。)当然,这种适应倾向不是人类独有的。我们都惊叹于鱼群游动,鸟群飞翔时的步调一致。但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名叫弗雷德的鸟看到了名叫苏西的鸟,然后决定:嘿,苏西走那条路,所以我也要走那条路!它们的运动速度太快,有太完美的同步性,以至于不可能是蠢笨的鸟群做出的有意选择。相反,这样的效应一定基于感知与行为之间的一种固有连接,一种由对其他鸟的运动和方向的感知所驱使的即时行为冲动。我们人类有相同的固有连接——知觉–动作联系(perception-action link),只不过,如果意识到它的影响,我们会对它有更多的有意图控制。20 世纪90 年代末,我和我的学生一起试图更好地理解这个相对来说未曾抵达的意识深度。我们想看看人们是否在非故意或无须努力的情况下无意地模仿彼此。

我们在实验设计中努力创造一种局面,不让参加者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或试图交友,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们试图建立一种关系时,会更有意地模仿对方。即使没有这个动机,模仿会发生吗?只是看到对方的所作所为会引发模仿吗?为了在纽约大学的实验室里检验这些问题,坦尼娅·沙特朗(Tanya Chartrand)和我告诉不知情的参与者,我们在研发一种新型投射人格测验,类似古老的罗夏墨迹测验,但用照片取代了墨迹,他们只需要从桌子上的一堆照片里拿起一张,并说出看到照片时意识中出现的内容。我们希望他们的互动尽量少一些,所以我们让他们聚焦于桌子上的照片。

现在,桌子上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参与者,另一个人是我们实验组的成员,作为我们的同盟者,她要在做照片任务时表现出两种行为中的一种。我们有两个这样的同盟者,参与者先和第一个人一起做任务,再和另一个人一起做。关键部分是:一个同盟者会摆出姿势,另一名参与者会模仿她的姿势,按照设计,她会交叉双腿,有些紧张似的抖动着一只脚;另一个同盟者完全不会抖脚,但她会用手摸自己的头和脸,拉耳朵,像罗丹的著名雕塑《思考者》那样把脸放在手上。真正的参与者和第一个同盟者轮流说出对照片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把他们分开,参与者进入另一个房间,和第二个同盟者一起做同样的任务。我们预测,参与者会表现得像人类变色龙,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配合和他们在一起的人,就像一条真正的变色龙改变颜色和斑点来配合它此刻所处的背景那样。

我们秘密拍摄了这些互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出真实的参与者在每种情况下触摸面部和抖动足部的频率。录像显示,参与者确实复制了和他们共处的人的行为,并在和另一个人共处时改变了这种行为。当他们和摸脸的同盟者在一起时,他们摸了自己的脸,没有抖脚;然后,当他们和抖脚的同盟者在一起时,他们停止摸脸,开始抖脚。在研究后询问他们时,他们表现出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在实验中模仿过两名同盟者。镜像反应完全是自动发生的。

变色龙效应的例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你只需要四处看看就能发现。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出版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位新闻记者对此做了一篇报道,他走遍纽约的中央公园拍摄视频:成对和成群的人坐在公园长椅上,站着互相交谈,或步调一致地行走——有无数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互相模仿的实例。制片人告诉我们,他们在为这篇报道拍摄视频时,毫不费力就能找到这一效应的例子。

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内容和我们所做的事之间,为什么存在这样的联系呢?答案在于我们的过去和基因。婴幼儿像成年人一样模仿和模拟他人(事实上婴幼儿模仿的更多),我们不必学习或努力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是一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在倾向,那么它很可能在进化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发挥了有助于人类物种生存的适应性优势。婴儿模仿研究的先驱之一安德鲁·梅尔佐夫(Andrew Meltzoff)总结说,模仿的一个好处是,年幼孩子通过模仿其他孩子和成人照顾者,学会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反应和行动。婴儿对这种模仿倾向的开放程度很高,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出控制冲动的能力(这种能力大约从三岁或四岁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很像莱尔米特的病人,只有被环境(以及饥饿或想放屁的内部冲动)激发的原始模仿反应,但没有压抑或抑制的能力。但是,从神经学上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实证明,大脑与视神经相连,从眼睛中获取不同的信息流:一条信息流的目的是理解和认识,另一条信息流的目的是举止得体。第一条信息流或多或少地流入一个有意识的河口,第二条则流入一个更自动的、无意识的河口。这两条视觉信息流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由神经心理学家大卫·米尔纳(David Milner)和梅尔文·古德尔(Melvyn Goodale)发现的,每条信息流都从视网膜流出,然后进入大脑的初级视觉皮层以做进一步分析。随后,一条信息流流向负责认知的大脑区域,例如识别一个对象,并提供我们用来回答问题的信息,另一条信息流则直接流向负责“做”和如何响应的区域。这个“做”的视觉信息流主要在意识之外,而那条以理解和认知为目的的信息流通常能被意识到。

这个发现也要感谢愿意作为研究对象的中风患者,它加深了我们对大脑区域和功能的理解。米尔纳和古德尔发现:脑部一小块区域受到损伤的中风病人无法正确地判断研究者手里拿的东西(比如说一本书),但是,当随意地把东西递给他们时,他们仍然可以准确地用手接住(垂直或水平地移动);而另一些病人可以正确地说出研究者拿的东西,但当把东西递给他们时,他们不能准确地接住。结果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下,大脑受到损坏的区域是不同的:一个区域的损坏阻碍了负责“知道”的视觉流,但完好地保留了负责“做”的信息流;另一个区域的损坏阻碍了负责“做”的视觉流,但完好地保留了负责“知道”的信息流。我的模仿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我们的神经结构导致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模仿。我们从另一个人的行动中感知到的信息可以影响我们去“做”的倾向,这个过程是独立的,与我们是否知道无关(我们的意识通常集中在其他事情上)。变色龙效应——米尔纳和古德尔发现的视觉流和莱尔米特发现的环境依赖症都表明了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看”可以直接导致“做”。我们的大脑和思维的进化不仅只是为了思考和认识,还是为了行动,为了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行动。但是,除了在婴幼儿时期支持我们学习恰当的举止——当然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好处——变色龙效应还有什么其他益处?答案有很多层次,但首要的是,它非常有助于我们彼此协作和配合。

我们研究的镜像效应是社会凝聚力的一种形式。它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团结在一起。无意识模仿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的实验室在第一个“变色龙”研究后的第二个研究中发现了这种现象。我们调转了第一个研究中的角色,当他们一起在桌子上讨论照片时,我们让同盟者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模仿研究参与者的身体姿势和身体动作。在控制条件下,同盟者不去模仿参与者。后来,同盟者离开了房间,我们询问参与者关于实验的各种问题,包括他们有多喜欢另一名参与者(实际上是我们的同盟者),以及他们觉得和另一名参与者互动的顺利程度如何。比起在同盟者没有模仿他们的条件下,如果在一起讨论照片时同盟者模仿了他们的状态,参与者会更喜欢同盟者,而且认为他们与同盟者的互动更顺畅。当某人和我们行为相似时,哪怕是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我们是能感受到的,而且会更喜欢这个人,感到跟他们的联系更紧密;同时,我们与他们的互动更加顺畅,我们的行动似乎与他们更加协调同步。我们模仿别人当下所做之事的自然倾向,能带来更强的团结感和友好感。而且,就像但丁的直觉和他在诗中描绘的那种冷酷一样,这种行为的同步和联系效应显然是人类文化几千年来都感知到的——当然,是在无意识中。

几千年来,我们已经知道仪式化行为的联系力量,在举行仪式时,每个人都在同一时间做相同的事。在大多数有记录的历史中,军乐队和鼓手与军队共同前进,使军人保持步调一致。公元前200 年左右,罗马人征服欧洲时带了一支乐队。士兵们不仅按照乐队的音乐节奏前进,而且经常唱着振奋人心的歌曲,在音乐和歌声中坚持几天、几个星期、有时长达几个月的长途行军。(有人援引比利时公民的话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他们的国家带来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不得不听士兵们不断歌唱。)如今,虽然军事部门不再和他们的乐队一起投入战斗,但在公众生活的许多方面,我们仍然表现得步调一致。例如,在宗教仪式中,我们经常同时步调一致地站着、跪着、歌唱或吟诵。同样,在体育赛事前我们都站着齐声唱国歌——这可以算是一种世俗的宗教活动——部分目的是提醒我们,尽管可以为不同的球队(和队服)欢呼,但我们都同属一个国家。我们甚至可以利用模仿和依从的无意识力量改变他人的行为,包括需要审讯的罪犯。通过利用潜意识里与他人认同的冲动,执法人员可能找到新的、非强制性的破案途径。当然,前提是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幸的是,传统的、仍然最常见的审讯方法一直在创造一种完全相反的气氛——威胁、恐吓,甚至折磨嫌疑犯,为的是从他们那里得到重要的信息。游览伦敦塔时你最先看到的事物之一就是中央的“血腥塔”,在那里,被捕的国家敌人受到置于刑架上受到刑讯逼供,他们的骨头被慢慢地拉开,身体支离破碎。500 年后,时至今日,类似的刑讯逼供依然存在。

2002 年10 月,一个名叫阿布·朱贝达(AbuZubaydah)的男子被关押在中央情报局在泰国的“黑点”拘留中心。(两个月前,他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秘密部队俘虏并在随后的冲突中被击中,后来医务人员处理了他的伤口以确保他活下来。)中央情报局误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高级特工,掌握着有关“9·11”事件、奥萨马·本·拉登和阿富汗恐怖分子训练营的有价值情报。为了获得情报,审讯人员使用了政府美其名曰的“强化审讯技术”,迫使犯人进入顺从、自愿的状态。中央情报局的强化技术是水刑——他们向朱贝达实施了这种像中世纪酷刑一般残忍的刑罚足足83 次。甚至只是想象他的经历也令人痛苦,但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训练。

朱贝达可能已经处于精疲力竭的脆弱状态——他被拘留后不知为何还失去了一只眼睛——他感觉到审讯人员将他的身体固定到一张斜板上,但他看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因为他们用一块布蒙住了他的脸。然后,他们隔着织物将水灌到他的嘴里,这引发了溺水的感觉,以及伴随的生理恐慌状态。在朱贝达喘着气,被水呛得窒息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向他索取情报,然后继续隔着织物将更多水灌进他的嘴里。朱贝达发出的声音可怕极了——喉间咯咯作响的声音、喘息的声音、快要窒息时发出的声音、呻吟的声音。接着,特工继续增加水量,阻塞了他的呼吸道,直到他的身体猛烈抽搐。在经历了似乎无穷无尽的折磨后,朱贝达觉得板子向上倾斜了,他又能呼吸了。然后,他们再次向他索要他并没有的情报。然而,他受到的不人道待遇并没有就此打住。

2016 年有一篇文章着实令人沮丧,学者丽贝卡·戈登(Rebecca Gordon)研究了朱贝达的案例,从凶残的开始到没完没了的粗暴折磨。他不仅遭受了水刑,还被连续数日剥夺睡眠,被反复大力地摔向一堵据说是软的墙。他们强迫他听巨大的声响,时间之长足以诱发精神病。“9·11”事件的创伤促使美国军队以他们所认为的更“合理”的理由为名强加给他人严重的创伤。在他们看来,为了结果,什么手段都是正当的。总统乔治·沃克·布什用他们从祖贝达那里逼供得到的情报作为入侵伊拉克的合理化理由,他为“强化技术”辩护——也就是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用在其他无数囚犯身上的刑讯逼供。而后来他们承认,用这些方法从朱贝达那里得到的情报根本没有价值。这种审讯方法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恐怖分子杀害无辜平民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政府和其他政府使用各种手段从他们拘留的人那里获取信息。其中,许多手段仍然是极不人道的。这是(非常)坏的消息。好消息是,在刑事司法领域的法庭科学家的新工作已经开始关注模仿和模拟的无意识心理,并开始提供一种替代性的、绝对没那么残忍的范式,供当局审讯犯罪嫌疑人和敌人获取信息时使用。他们报告说,与强硬路线的传统方法相比,这种新方法能从被问讯者那里获得更有效和更可靠的信息。使用传统方法时,嫌疑犯往往是为了停止难以忍受的疼痛和痛苦,向官员透露他们想知道的任何事情。而模仿和模拟暗示着相似性,我了解你对当前发生的事情的感受和反应。它在从前互相陌生的人之间增强了联系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同几千年来大型社会团体使用的仪式,它促进分享与合作。所以人们会认为,尝试与不合作的人建立友好关系是一个让他们变得能够合作的好办法。

布法罗大学的马克·弗兰克(Mark Frank)和他的同事们观察了这种方法在犯罪调查和刑事审讯领域可能发挥的作用。合作证人是调查的主要信息来源。如果被询问者和询问者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积极的感觉,那么犯罪嫌疑人或证人更有可能合作。如果他们愿意合作,那么就更可能提供有效和有价值的信息。弗兰克和他的团队研究了这种友好关系对证人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影响。他们请所有参与者观看一段真实事件的视频,视频只播放一次,就像一个真实的目击者只能看到一次事情发生的经过。这是一个1 分钟长的生动的彩色视频,视频中一名男性旁观者突然跑起来,跳进燃烧的汽车里(显然是自杀),观看视频的人发出激动的惊叹,视频的最后消防车来了。然后,参与者接受访谈。访谈风格是三种不同风格中的一种:富有同情心地建立友好关系,唐突和冷漠地,或是以大多数执法人员经过培训的标准中立态度。

在第一组中,询问者表现出放松的身体姿势,语调温和,并叫出参与者的名字,以此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第二组采用第二种风格——用一种严厉的、不连贯的节奏,询问者身体姿势僵硬,不提到参与者的名字。然后是传统、中性的第三组。结果表明,这是一次很棒的实验。

友好关系条件下的参与者比其他组的交谈时间更长,并提供了更多(50%以上)录影带中事件的正确信息片段。仅仅用五分钟建立友好关系就得到了显著的回报,从证人那里获得了更准确的信息。

虽然在第一项研究中并没有特别使用模拟或效仿来建立融洽关系,但弗兰克、保罗·艾克曼和约翰·D.亚伯勒(John D. Yarbrough)一起在下一个研究中这样做了。他们为执法和国家安全开发了所谓的IIE(Improving Interpersonal Evaluations)方法,即“改善人际评价”。IIE的基本前提是,好的询问者通过与询问对象建立友好关系来创造一个更舒适的交谈环境。他们用来改善关系的一种技巧是模仿,在模仿过程中询问者试图与被询问者的行为相匹配,其中包括沙特朗和我在原来的变色龙研究中用过的相同行为类型——坐姿、把手放在下巴上。弗兰克和他的团队增加了方言模仿,与目击者使用相同的词汇水平。在这种讯问技术中,运用模仿的既定目标是在访问者和被访问者之间建立行为同步性,因为同步性(如团体仪式)会引发更多联系和喜欢的感觉,而这种联系和感觉反过来又促进信任感和合作——快速地在两个人之间制造黏合性。事实上,IIE技术的操作指南明确建议通过故意调整自己的位置,观察被询问者是否效仿(模仿回来),定期检测友好关系是否持续存在。现在,IIE被广泛应用于执法人员的培训,因为事实证明,与传统的提问技术相比,它是一种进步。

讯问人员肯定不是唯一运用(或可能运用)模仿的积极作用的人。在荷兰的一项研究中,服务员在不知道原因(他们不知道研究内容)的情况下被指示复述(模仿条件)或不复述客户的订单。复述顾客订单的服务员比没有复述订单的服务员收到的小费高出很多——模仿明显增加了服务员和顾客之间的好感、联系以及更积极的体验,这使顾客最终付给服务员更多小费。在一家法国大型百货公司家电部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4 位20 多岁的男性售货员依次复述或不复述顾客对待售的不同型号MP3 播放器提出的问题。哪些顾客的问题被复述和哪些顾客的问题不被复述是随机决定的。例如,“你能帮我为我的孙子选一个MP3 播放器吗?”“您好,当然可以。我可以帮您选择一个适合您孙子的MP3 播放器。他多大了?”后来,这些顾客到达商店停车场时被邀请对店铺体验和对服务他们的店员的好感程度做出评价。他们还被问到是否真的购买了MP3 播放器。在话语被复述的顾客中,有将近80%的人买下一个播放器,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被模仿的顾客只有62%购买了播放器。此外,比起在没有模仿的条件下,店员和商店在模仿条件下更受顾客欢迎。这些实地研究表明,模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喜爱和联系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