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劳因·伯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ISBN：9787508699394
*此为预购书籍，需等6-8个星期。
若与现货书籍一同下单，将等货到后才一同发货。
编辑推荐
深受医生、诗人、战士喜爱的鸦片怎么风靡世界6000年？
奎宁在英国怎么就成了禁用药，后来又怎么再次崛起的？
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如何带来了抗生素，改变整个医药行业？
用不起眼的柳树皮造出来的阿司匹林如何逆袭成为百药之王？
◎你吞下的每一粒药丸，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
化学制药兴起之前，人们能够享用到的真正有用的药物其实只有罂粟、金鸡纳树皮、柳树皮等寥寥几种，即便到了20世纪初期，大多数医生治疗疾病采用的方法一般是砒霜、水银和泻药，偶尔加上不限量的咖啡和威士忌……真正改变药物历史的是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带来了抗生素，带来了更有针对性的施医用药的方法，也让我们看见药物、疾病、身体之间的关联。这本书是他们的故事。
◎与众不同的医学史读物，观点很颠覆，很有启发。
药物由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不是传统医学史著作所讲述的英雄人物和伟大发现的历史，是我们用智慧与愚昧艰难抗争的历史。我们会看到，18/19世纪的医生深信自己的神圣和仁慈，怯于承认产褥热导致的大量产妇死亡是因为他们的手上带着细菌，从而大大推迟了消毒水的普及。这样的案例太多。我们在享受药物带来的好处的时候，需要感谢亚里士多德、培根、洛克这样的主张“理论需要用可靠的试验来验证”的哲学家，以及威廉·哈维、托马斯·西德纳姆、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弗朗西斯·高尔顿这样的敢于怀疑传统并且不厌其烦进行医学统计分析的医生，他们*终建立了“循证医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医生害死的病人远比救活的病人多，医生治病太多凭借直觉和传统。
◎讲历史的手法很新奇，层次很丰富。
这是一本用药物串起来的医学历史，有很多有意思的趣味知识，从古巴比伦的鸦片、教皇的奎宁，到强大的德国制药工业、百药之王阿司匹林，每一种经典药物的诞生都有化学、生理学、生物学的厮杀、进步。这也是一本饱含思想的科技社会史，带你思考现代医药是怎么脱离无知，造福人类的，是人们如何用更可靠的统计方法进行试验，与不顾伦理追逐利润的制药工业进行抗争，一步步实现规范的药物监管，让生命的价值更好地被尊重的历史。
◎对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求医问药大有帮助。
提供了很多关于药物的基本常识：时刻保持怀疑精神，用可靠的理性方法客观检验某种说法，这是我们求医问药的*步；凡是能够起到药效的药物，都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某种活性成分，不存在所谓的“偏方”“**药方”“*秘方”；了解了药物的历史，就能正确理解抗生素，是人们依照化学规律制造出来的对疾病造成伤害同时也会对人体产生副作用的药品；放下对医生、医学的神圣迷信，再高明的专家也有骄傲自大的时候，普通人因为总是抱有太高的期待，也会有丧失理性的时刻……
◎《星期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新科学家》等主流媒体好评推荐。
“伯奇带领我们走过一段令人惊叹的医药实践之旅。”“每一章都是一则犀利的短小寓言。”作者求学和执教于牛津大学医学院，曾在多家医院工作，医疗经验和教学经验都很丰富，文笔耿直，擅长用机智的方式将医学教科书和现实生活里有关医药的槽点一一拎出，讲清楚每一桩诡异的医学事情背后，都有深厚的错误传统和大众心态在作祟，并把医学史上各种怪诞的典故直言不讳地呈现出来，既让人发笑，又引人深思。
内容简介
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说：我死在太多医生的帮助下。享年33岁。
普林尼记录了当时流行的墓志铭：就是那帮医生杀了我。
华盛顿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此前他被灌了大量水银，还被放了2.5升血。
乔治·奥威尔去世前两年一直与一种新药链霉素奋战，他躺在病床上说：我觉得使用这种药物，就好像把船凿沉，来驱赶船上的老鼠。这种有效药物的副作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即便到了20世纪，医学教科书仍然充斥着自相矛盾的教导和未经检验的谬误传统，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同时也是与谬误的抗争。《药物简史》考察古巴比伦到当代6000年的一系列经典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背后，都是一段精彩的传奇故事。
奎宁与英国人——1651年，奎宁正式进入《罗马药典》，是药典中为数不多的有效药，风靡全欧洲，不过英国却是个例外。有人发烧，服用了奎宁之后，死掉了。英国人认为这是“天主教的阴谋”，这种药就成了非法药物。塔尔博特偷偷引进了这种药物，加上玫瑰叶、柠檬汁和混合各种原料的葡萄酒组成一种“神秘药方”。他的推销大为成功，查理二世重金聘请他为医师，并且赐给骑士爵位，并让他透露到底是什么药物这么有效。那医生回答：耶稣会士树皮（英国人对奎宁的称呼）。查理二世大为惊骇：这药早就已经明确禁止使用，为什么以前害人的药物，现在这么有效呢？
那医生回答：这种药的效果只有国王才配消受。
抗生素的革命——19世纪后期，化学家发现把从煤渣中提炼出来的染料涂在植物或动物组织上，染料会将纤维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且顺着组织运动，进入各个器官。埃尔利希凭借这种方法弄清楚了血清的功能，里面具有某种“抗体”，像“魔法子弹”一样对病菌进行打击。细菌表面存在与人体细胞不一样的接收器，如果能让毒素进入这些地方，就能在不杀死正常细胞的情况下杀死细菌。化学家们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靶向药物，这是抗生素时代的开端，这种思维方法也是“化学疗法”的开端。
这才开始了乙酰丙胺（退热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二醋吗啡、百浪多息、盘尼西林、沙利度胺（反应停）等一系列经典药物的传奇故事，以及赫希斯特、默克、法本、拜耳等庞大的制药公司的崛起与药物生产和监管背后药效评估方法的革新和法律、伦理博弈。
书摘 · 插画
书摘 · 插画
德劳因·伯奇（Druin Burch），曾在英国东南部多家医院工作，现任牛津大学医院主治医生，并在牛津大学教授人类进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并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卫报》撰稿，著有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帕斯顿·库珀（Astley Paston Cooper）的传记《挖掘死者》（Digging up the Dead）。
第24章 革命的自信——华盛顿之死
当看到两个强大而固执己见的人发生冲突时，最好站得远远的。如今我们已在超过两个世纪的距离以外，正好处于最佳位置，可以好好品味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与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爆炸性碰撞。
1745年圣诞节，拉什降生在离费城不远的地方。他被传播福音、勤奋工作的母亲抚养长大，15岁时便投身于医学。从新泽西学院（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他就跟随费城的顶尖医生们学习。
费城学院在1749年由本杰明·富兰克林创立，是美国沿海地区的第一所医学院，不过即使在最忠诚的爱国者眼中，它也并非医学的顶峰所在。拉什在那里接受教育，并继续精进。1766年后，他来到爱丁堡，在英语世界最顶尖的医学院学习了2年。他在巴黎和伦敦各待了一段时间以完成学业，之后便回到费城，很快就被聘为教授。
在回到美国后的5年之内，拉什就已树立了自己作为政治家与医生的声望。作为早期的废奴主义者，他通过亲身行动与笔头讨伐与奴隶制对抗。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1776年大获成功的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 ）正是在拉什的鼓励下出版，并由他编辑与定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革命。同一年，30岁的拉什被推举参加第二次大陆会议，签署了《独立宣言》（由他的朋友托马斯·杰斐逊主笔起草），并娶了另一位签署者的16岁的女儿。
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拉什表现出甘愿为良知失去生命、丢掉朋友的决心。他随大陆军行进，在许多重要战役中提供了医疗支持。在特伦顿，“战争第一次对我展示出它的惨绝人寰”。此后，他又去了普林斯顿（并在那里目睹了分属战役两方的朋友的死亡）、布兰迪万和日耳曼敦，并随军队在福吉谷度过了冬季休整期。拉什向华盛顿写信，抱怨约翰·希彭（John Shippen）——拉什过去在费城的老师，如今任军医处处长——对部队医疗服务的组织方式，于是希彭被解雇并上了军事法庭。随后拉什又写信给弗吉尼亚总督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提出华盛顿不能胜任现在的总指挥官职务，应当被免职。这次拉什可栽了个跟头，不得不离开军队返回家中。他的下一场战役开始于1793年，黄热病侵袭费城的时候。
当时威廉·科贝特也在费城，但他所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他写道：“我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时候不在拼命谋生。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把吃芜菁籽的鸟儿赶走，还有吃豌豆的白嘴鸦。”那时候他还很小，刚能爬过篱笆。1774年，在11岁时，科贝特便下定决心要到位于伦敦市郊的皇家植物园邱园工作。他要去邱园工作的决定是一时冲动。11岁的科贝特从他父亲在萨利郡法纳姆的农场出发，步行了35英里（约56千米）来到里士满附近的邱园。他草率地用自己的便士买了一本书，而不是食物，这就是他这次冒险的意外收获。“这本书的书名太奇怪了，我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我带了三便士，但买书之后我就没有晚饭吃了。”科贝特选择了书与挨饿。这本书是《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关于宗教、医学、政治与压迫的讽刺文学。根据科贝特后来描述，对这本书的初次阅读“有如智慧的降生，我一直这么认为”。9年后，他一时冲动加入了军队，并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追求阅读的爱好。被派驻到加拿大时，他已自学成才，当上了军士长。但科贝特总被身边的腐败和不公激怒。有一次，他收集了一些军官挪用公款的证据，却发现他们密谋要毁灭证据，并污蔑他叛国。他在1792年3月带着新婚的妻子逃往巴黎，在那里过了6个月快活日子，随后革命的杀戮和即将与英国开战的预期让他再次逃亡。这回，他选择了美国。
最终，他来到了费城。1793年，这里还是美国的首都，如果加上周边郊县，它也是美国最大的城市，拥有4万甚至5万人口。在这里很容易获得医学建议，你要是想找个拥有医学学位的人，就有80个完全合格的医生可供选择。
本杰明·拉什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指明1793年黄热病暴发的第一人。黄热病会引起发烧，典型症状是危及生命的大出血，现在已查明是由某种蚊子传播的病毒引起。从1793年7月起，就有人因为此病在肮脏的海滨接连倒下。这些人往往最穷困潦倒，他们的死亡引不起多少关注。8月，拉什开始在自己的患者中发现这种病例，在此触动下，他向同行们询问他们最近的病案。当听到黄热病正在变得流行时，拉什指出事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他的观点并不受待见，拉什“立刻遭到了各方的嘲笑和攻击，认为他杞人忧天”，而事实是这座城市在1699—1762年已多次遭到疾病攻击。幸运的是，拉什博士没有被这种排斥的声音吓退，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他既收获了尊重，也招致了骂名，而他和科贝特一样，都热切地期望为人们带来改变，也愿意与他们抗争。监狱改革、穷人的免费教育、妇女权益及友善对待精神疾病——拉什的许多目标都很崇高。
吸引他的是它们的可资追求的价值，而不是可操作性。如果一件事是正确的，就值得推动，哪怕并无胜算，但不试试怎么知道。“正如美国在和平时期设立了战争办公室，”拉什在他的一次宣传活动中宣称，“同样，也应当在战争时期设立和平办公室。”当然，这从未实现。尽管拉什曾在爱丁堡、巴黎和伦敦接受过教育，但他感到欧洲的学说并不适合美国。旧理论在新世界似乎缺乏力量：药物好像没那么有效，而他曾被教导相信的医学理念也没那么准确。正如许多前人一样，拉什脱离了这种原本可能大有作为的认识，反而将其演化成了灾难。他没再质疑这些理论的价值，并发掘更好的方法来检验它们，相反，他构想出了自己的理论。
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发烧。拉什曾经学过，发烧可能代表多种不同的疾病，但他却将发烧本身当成了一种疾病。据他判断，这和热乎乎的血液显然有着某种关系。“我曾经正式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发热。不要惊讶，先生们，跟上我，我会告诉你们世界上只有一种疾病。”就理论本身而言，拉什的理论并不比那些教过他的苏格兰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更有效或更没用。从某些角度看来，它们也没什么不同。真正关键的是他运用理论的方式。
黄热病前一次占领费城是在1762年，那时拉什正在医学院上一年级，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就没有对此形成什么印象。现在情况可不同了。在拉什看的前5个黄热病人里，一共死去了4个。以当时的标准看来，他们接受的治疗相当温和，就是用一点儿水银来加快排尿和腹泻（两者都让他们更难存活）；接着再用点儿泻药，让腹泻更加重些（脱水也更加严重）；最后，似乎是要对医疗措施进行些许补偿，他们被安排进一些饮食。
5人中死了4个，这让拉什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上帝总会提供治愈方法，只要有人足够虔诚、足够勤奋，就能找到它。拉什斗志昂扬，阅读了所有关于黄热病的文章，并找到了一名50年前在弗吉尼亚工作的医生对此的描述。这位医生对他的病人进行了尸体解剖，报告说他们的肚子里全是血液。
拉什灵光一现：发烧是由血液引起的，是因为血液太多。黄热病的特点就是病人的出血症状——从鼻子、牙龈、小伤口流出，在内部则形成淤青，进入内脏。他们显然是由于血液过多而死！前进的道路明白无疑，他便带着先锋精神公开宣布了这一发现。
与其在9月初流行病到达顶点时大出血，我更倾向于进行频繁、少量的放血，我看不出一次放掉500～600毫升血液会有什么不妥。我曾给很多人在5天内放掉2100～2400毫升血，有些还要放掉更多。
2400毫升血大概是一个男人全身血液量的一半，如果是女人，则还多于一半。拉什说，被他放过七次血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丧命的。一位评论员指出这并不奇怪，因为放血一般是一天一次，而黄热病发作期就是在7到10天之间。而且不难发现，对于能挺过拉什医生七轮放血的病人来说，传染重病之类的东西简直太温和了，根本打不倒他们。
人们开始逃离费城。随着疾病流行，将近半数人口离开了这座城市，托马斯·杰斐逊就是其中之一。他承认，在染上疾病的人中有三分之一因此死亡。当代有人费了很大力气，找出了拉什的病人数据，结果发现他们的存活概率要糟糕多了，只有大约一半活了下来。
拉什从未丧失过勇气，誓要沿着他面前的道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这让他成为陷于危险境地的少数派。在留下的医生中，有10人死亡，有一段时间除了拉什之外，只有两个医生还活着留在城里。疾病越是肆虐，拉什的信心越大，他相信自己手中握有拯救苍生的力量。“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强悍，”拉什训诫道，“所以相应的，美国的疾病也比欧洲的疾病更强悍；要治疗美国人，就得靠英勇的美国医生实施独一无二的强力药剂。”他把开给病人的水银和泻药剂量加重了十倍，并建议放掉他们的大部分血液，多至全身血量的80%。9月的某一天，他感到自己也病了，便吞了一些泻药，叫同事来为自己放了约500毫升血。第二天，他觉得恢复了些，又回去照料病人。他们的鲜血淌满了拉什房子的前院，苍蝇在上面挤成一团。“看着我的治疗大获成功，”拉什说，“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庄严愉悦。”在黄热病围困这座城市的近百日期间，城中人口锐减，有超过4000人死去。
疾病流行期结束了，拉什的愉悦却还在继续。他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展示了自己的力量。所谓的“耗竭疗法”成为拉什大力宣扬的内容。他解释说，它几乎能应用于任何疾病，但对黄热病尤为有效。由于费城在此后数年间每年都会有传染病暴发，他就有理由尽力说服人们相信他这一发现的价值。
拉什的使命感熊熊燃烧，这既是出自他的宗教职责，也因为他相信，新世界会为高瞻远瞩的人们提供征服自然界局限的机会——这尤其需要责任心，而其他医生“在治病过程中过度依赖自然的力量”。拉什认为所需要的只是行动，将新美国人在政治中的决心运用到医学实践中来，这是一种“英雄、无畏、勇敢、雄壮、爱国”的决心。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后来以一种半是咒骂半是同情的口吻描述拉什的工作：
他的内心永远处于一种欣喜自得的状态，这来自他所参与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他不禁感到大自然也已经被《独立宣言》撼动，而美国人的医术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尤其是他自己在治疗中所展现的才华。
威廉·科贝特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在1793年之后写到了这次黄热病大流行。“不管是什么病，”他指出，“让一个人流血致死可不是最好的救命方法。”拉什的做法令他震惊，他以自己的讽刺报纸《箭猪公报》（Porcupine’s Gazette）为武器投入了战斗。毫无疑问，科贝特的愤怒部分是源于拉什的政治主张，因为拉什与杰斐逊一样，为了赞美法国大革命的斗争理想而忽视了它最黑暗的部分。科贝特曾经亲眼见过巴黎的大屠杀，当另一场并无必要的杀戮发生之时，他可不想保持沉默。如果说拉什善于用柳叶刀一刀见血，那么科贝特的笔也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真理与声势都站在科贝特这边。《箭猪公报》“是美国读者范围最广泛的报纸”，这对于一份主编为英国爱国人士的出版物来说可谓成就不凡，况且其尖锐的讽刺性观点也十分英式。甚至连乔治·华盛顿也读这份报纸，还寄给他的朋友。“就包容一个英国人的粗野吧，”他对一位朋友说，“他总会有些强烈、粗俗的言辞，还想就很多事实获得官方信息；这也不是坏事。”
科贝特嘲笑拉什对水银的使用，并指责他用毒物和失血令成千上万名美国人丧生。“拉什医生对黄热病的疗法从不失手，让你必死无疑。”他写道。诽谤诉讼随之而来，拉什在1797年秋天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庭审被拖延了很久，这或许是拉什的其他敌人所为，他们热衷于将他的难堪公之于众，想让他再多煎熬些时日。
科贝特的攻击成功地毁掉了拉什的医生生涯，却没能达到更好的结果——让他有所进步。杰斐逊曾经给拉什写信说过要宽容对待持不同意见者，“一个人有着那么多可敬的品质，为什么我们要仅仅以政治见解、宗教、哲学或者其他东西来分裂彼此呢？”但科贝持和拉什彼此都热切地想要改变对方，这种观点对他们双方都毫无吸引力。
12月12日，星期四，那是弗吉尼亚寒冷的一天，华盛顿在雨雪冰雹交加中绕他的农场骑行，回来后没换湿衣服就吃了晚饭。第二天，他感到不舒服，便安静地在家中待了一天。晚间，他在睡前大声为妻子朗读。凌晨两点到三点之间，华盛顿把她叫醒，告诉她自己感觉更不好了。星期六早上，华盛顿叫他的庄园主管给自己放血，这个人给他放掉了大约三分之一升鲜血。午饭前，第一个医生来了，又给华盛顿放了两次血，这次放掉了一又四分之一升。晌午时分，第二个医生到了，这次给华盛顿放了整整一升血。水银让他腹泻，多次服下的药物令他呕吐，滚烫的杯子覆在他的肌肉上，吸出充血的水泡。
华盛顿身上大约共有5升血液，其中超过一半都通过放血流失了。呕吐、腹泻和水泡让他进一步脱水，比初始不适时的发烧与炎症造成的更甚。到星期六快结束时，挤在华盛顿床前的医生注意到他的血似乎有些异样。当切开一条静脉或动脉时，血液不再汩汩流出，而显得很黏稠，只能缓缓渗出。
“不必麻烦为我祈祷了，”华盛顿告诉他的医生，“让我安静地去吧。”星期六晚上10点刚过，他死去了。
威廉·科贝特在次年2月的文章中，估算放掉的总血量达到“108盎司，也就是9磅，换算过来就是9品脱，或者1加仑又1品脱！！！”他觉得这里值得用上几个感叹号。他有充分理由不顾自己的理智，而尊重自己的情感表达。华盛顿成功地带领美国击败了杰斐逊等亲法共和主义者的努力，与英国建立起和平关系，对科贝特来说，他就是英雄。而华盛顿的死就算不完全是医生的照料导致，也与他们脱不开干系。
令科贝特的怒火倍加炽烈的是，在华盛顿去世当天，拉什对他的名誉诉讼有了结果。“当庸医们纷纷嚷着通便、放血，”科贝特的律师在法庭上说，“这世道就真是不妙了。”法官在几年前遭到过科贝特的笔伐，并在这次判他败诉，判定拉什应获得5000美元的伤害赔偿。科贝特指出，这超过了美国建国以来所有同类案件的赔偿总和，他因此逃回了英国。
但在回英国之前，科贝特又驻留了一段时间，用于攻击华盛顿所接受的医疗措施，同时就他对拉什的批评收集证据，召集民意。他弃《箭猪公报》不用，而在新的刊物——针对性地起名为《拉什之光》（The Rush-Light）——中着重调查了费城的官方死亡记录。科贝特注意到，当拉什开始宣传他的壮举一般的放血理念后，死亡率显著增加了。
存在与我们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科贝特和拉什可以坐到一起，承认他们在放血的作用方面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并设计一个试验来终结他们的争论。两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精力充沛地追求着自己所珍视的许多目标，都对自己不借助试验就能推导出真相的能力深信不疑。恰好科贝特是对的，拉什是错的，但更关键的是，他们都不愿意让自己的信念接受检验。“与其错误，不如无知。”杰斐逊在其1782年的《弗吉尼亚杂记》（Notes on Virginia）中写道，“比起相信谬误的人，什么都不相信的人离真理还没那么远。”对于那些认为强硬的看法比不确定及怀疑更显男子气概的人来说，这种教导可不那么中听。
几年后，梅里韦瑟·刘易斯（Meriwether Lewis）1803年找到拉什，想向他学习一些医药知识。杰斐逊派他过来，是想让刘易斯为他与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一起横穿美国去往太平洋西北岸的历史性壮行做好准备。拉什给刘易斯准备了半磅鸦片、催吐药物、50打以水银为主料的泻药、1磅水银（在染上性病时口服或直接注射入阴茎）、50磅秘鲁树皮和2磅用动物油脂、蜂蜡及松木树脂制成的药膏。拉什所给的水银在这次远征中用掉了大半，以至于在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他们当时的驻扎地还因为如厕处的严重污染而清晰可辨。其中的寓意并不是说医生曾经做过愚蠢的事，而是说如果依赖未经验证的理论，那么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会沦于失败，而这些失败会害死他人，玷污历史。放血与水银疗法虽已过时，但不加检验的肯定与过度自信却仍在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