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埃里克·R.沃尔夫
译者：贾士蘅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08月
ISBN：97875139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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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作者埃里克·沃尔夫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于同等领域的一般学者，他擅长将人类学的微观分析与宏观的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体现出了一名人类学家并不多见的历史视野，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印证人类学的理论。再加上他在求学期间深刻地受到马克思理论的影响，对此这本书也多有体现。
这本书运用马克思理论，以欧洲的扩张和征服为主线，通过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演变，展示了期间多个族群的遭遇，强调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发展一种全球文化史，即人类是在相互联系中发展的。本书对欧洲与非欧洲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全球性历史分析，以及他对后者在参与和塑造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地位的肯定，为我们客观全面地理解世界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值得我们一读。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选取公元1400年作为历史的参照点，详细阐明了那个时段的欧洲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面貌；之后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概念切入，提出亲属关系、附属纳贡和资本主义这三种生产方式，始终以生产方式的分合、冲突与重组为核心贯穿全球人类的历史；结合丰富的史料，对于15至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出现之前的殖民帝国时代，以及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至今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性扩张及其主宰关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论证，并叙述了世界上不同人群在遭遇这一系列巨变时所经历的不同变化。
书摘 · 插画
作者简介
[美] 埃里克·R.沃尔夫（1923—1999年）
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40年赴美，曾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于1951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埃里克·R.沃尔夫是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著作颇丰，知名作品有《农民社会》（Peasants）、《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本书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第1章 导论
本书的主旨在于说明人类世界的面貌是多样的，它是由许多过程彼此联结而构成的整体。因此，任何将这个整体拆散为星星点点，而后又不能加以拼合复原的研究，都是歪曲事实真相。如“ 民族/ 国家”、“ 社会”和“ 文化”这样的概念，所能指称的内容甚少，却喧宾夺主地想以此来取代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如果能够了解这些名词其实反映了一种多重关系的纠结，并且重新将这些抽象名词放在事实脉络中理解，我们才可望避免歪曲的论断而增加对事实真相的了解。
说我们都住在“ 一个世界”，已是老生常谈。各地区间有生态上的关系：纽约可以感染香港流行性感冒；美洲的蚜虫可以摧毁欧洲的葡萄藤。各地区间有人口学上的关系：牙买加人移居伦敦；中国人移居新加坡。各地区间有经济上的关系：波斯湾油井的关闭造成俄亥俄发电厂的停顿；美国收支失衡，使美金流入法兰克福或横滨的银行户头；意大利人在苏联生产菲亚特牌汽车；日本人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修造水力发电厂。各地区间有政治上的关系：在欧洲开始的战争激起全球回响；美国军队干预亚洲周边地区；芬兰人防守以色列与埃及间的边界。
这个情形不仅是发生在现在，也发生在过去。欧亚大陆的疾病曾经几乎毁灭了美洲和大洋洲的原住民，梅毒由新世界进入旧世界。欧洲人及其动植物入侵南北美洲。美洲的马铃薯、玉蜀黍和树薯传播到旧世界各地。大量的非洲人硬是被人用船载往新世界。中国和印度的雇佣劳工被运往东南亚和西印度群岛。葡萄牙在中国沿海的澳门建立殖民地。尼德兰人使用孟加拉劳力建造了巴达维亚（Batavia）。爱尔兰儿童被售往西印度群岛做苦工。逃亡的非洲奴隶在苏里南（Surinam）的山中避难。欧洲人学会仿制印度的织物和中国的瓷器，喝原产于美洲的巧克力饮料，抽原产于美洲的烟草，使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大家都熟悉的事实，显示出由接触、联结，进而产生了互动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为了了解看到的事实而求教于学者时，他们却往往忽视这些过程。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以个别的国家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社会学仍然将世界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社会。甚至一度十分注意文化特征在全世界如何传播的人类学，竟也把其研究的主题分为个别的事例。人类学家说，每一个社会有其特殊的文化，这些文化自成一体，彼此有明显的区别与界线。
如果社会与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互离异性是人类的特点，那么我们应该最容易在所谓的原始民族—“ 没有历史的人”—中找到这个特点；照理说这些民族是孤立于外在世界的，同时他们彼此也孤立。根据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早在1570年欧洲商品已出现在尼亚加拉（Niagara）边疆遗址，而到了1670年易洛魁人（Iroquois）的子群奥内达加人（Onondaga）的遗址上除了烟斗以外几乎别无原住民制造品等考古发现，又如何解释？在大西洋的另一侧，庞大非洲人口群的组织和取向，都因奴隶贸易而有重大的改变。由于欧洲的奴隶贩子只是将奴隶由非洲海岸运往美洲，奴隶贸易中供应的一方完全操在非洲人手中。英国重商主义者马拉奇·波斯特斯华特（Malachy Postlethwayt）说：正是“ 非洲基础”而使美洲商业与海军壮丽宏伟的上层结构得以建立。由西非的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到安哥拉（Angola），一个一个人口群被扯进这个贸易，它向内陆远处延伸，就连那些从没见过欧洲商人的民族也受到影响。任何对克鲁人（Kru）、芳蒂人（Fanti）、阿善提人（Asante）、伊乔人（Ijaw）、伊博人（Igbo）、刚果人、卢巴人（Luba）、隆达人（Lunda）或恩哥拉人（Ngola）的记载，如果视这些群体为自给自足的“ 部落”，便是误导了非洲的过去与现在。再者，与易洛魁人和西非的贸易，反过来又影响到欧洲。1670—1760年，易洛魁人对于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斯特劳德谷（Stroudwater Valley）制造的红蓝染布有需求。这个地区的英国织工乃是最早失去其自主权，而成为受雇者的劳工之一。或许，美洲贸易与斯特劳德谷工业革命的开始，彼此间有互动的关系。相对地，从1658年至1661年短短3 年间供应给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5500多支滑膛枪，使得伯明翰（Birmingham）的造枪工人获得了丰厚的收益（Jennings，1977 ：99—100 ；Daaku，1970 ：150—151）。
如果各处都互相连接，那么我们为什么坚持要把动态的、互相连接的现象，转化为静止的、互不相干的事物？这或许部分是由于我们当初学习自己历史的方式。在课堂上和在课堂外面，都有人教我们说世界上有一个被称为“ 西方”的存在，我们可以视“ 西方”为独立并相对于其他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存在。我们许多人甚至自小认为“ 西方”有一个谱系—古希腊产生罗马，罗马产生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的欧洲产生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工业遇上民主政治又产生美国，体现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种发展图式导致误解。因为它将历史转化为一个关于道德的成功故事，一场时间上的赛跑，每一个奔跑者将自由的火炬传给下一个接力跑者。历史因而被转化为一个有关促进美德的故事，一个关于贤德的人如何战胜恶徒的故事。往往，这又成为胜利者如何因战胜而证明其贤德的故事。如果历史是随着时间最终达成的道德目标，那些主张这个目标的人，便成为历史喜欢描写的作用力量。
这个图式还导致第二种误解。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示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谱系中的每一个环节、比赛中的每一个奔跑者，都只不过是最终典范的一个先驱，而非在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地方发生作用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综合。可是，譬如说，如果我们只把古希腊解释为一个史前的“ 自由女神”，在蛮荒的黑夜高举道德目标的火炬，那么我们关于古希腊会知道些什么？我们不会了解毁灭希腊城邦的阶级冲突，或自由人与其奴隶之间的关系。我们便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在波斯王麾下作战的希腊人，会多于反抗波斯的希腊联军中的希腊人。我们也不会想知道为什么住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当时称为“ 大希腊”〔Magna Graecia〕）的希腊人，比住在希腊本土的希腊人更多。我们也没有理由问为什么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不久便比在其城邦的军队中更多。希腊本土以外的希腊定居者、外国军队中的希腊佣兵，以及希腊家庭中所用的来自色雷斯（Thrace）、弗里吉亚（Phrygia）或帕夫拉戈尼亚（Paphalagonia）的奴隶，都意指希腊与希腊本土以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指导图式不鼓励我们问关于这些关系的问题。
这个制造荒诞说法的图式，在有关美国历史的教科书中体现得最明显。教科书竟称颂许多敌对力量复杂的组合为永恒本质的展现。根据这个看法，美国不断变化的疆界与它反复地卷入经过宣战与未经宣战的内外战争，都只是为了得出这个经过压缩了的有目的性地理解出来的结论，那13个位于大陆东部海岸的殖民地，将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把美国国旗插在太平洋沿岸。但是，这个结论本身只不过是许多矛盾关系争战的结果。虽然这13个殖民地的人口（ 欧洲殖民者、美洲原住民和非洲奴隶）大多数倾向于保守党（the Tories），但是它们仍宣布独立。新成立的共和国几乎因奴隶制的问题而崩溃。它以一连串有问题的妥协来处理这个问题，因而创造了两个联邦国家，而任它们各自扩张。在这个新大陆上可以占有的土地的确很多，但先要从住在上面的美洲印第安人手中夺过来，而后才能将它们转化为可以炫耀的房地产。杰斐逊总统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路易斯安那这块地，但只有等到海地奴隶反叛其法国奴隶主的革命之后，美国才夺取了法国原来打算作为加勒比海种植园粮食供应地的地区。对佛罗里达的占领关闭了南方奴隶的主要逃脱途径。与墨西哥的战争使得西南部成为奴隶制度和棉花的安全之地。美国在向太平洋推进的时候，受阻于西班牙的地主。这些西班牙地主在抵抗说英语的新来者，想要保卫自己的土地时，便成了土匪。“ 北方”与“ 南方”—前者由欧洲进口其劳工，后者由非洲进口其劳工—打了一场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战败的“ 南方”一度成为战胜的“ 北方”的殖民地。后来，各区域间的顺序改变，工业地带“ 东北”的影响式微，“ 阳光地带”逐渐发达。显然，美利坚合众国既非不可分割，其疆界也非由上帝赐予。
事情的发展也可能与日后的实际情形大不一样。当时也可能出现一个说数种语言的佛罗里达共和国，一个说法语的密西西比美国，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新比斯开湾（New Biscay），一个大湖区共和国，一个哥伦比亚国（ 包括现在的俄勒冈州〔Oregon〕、华盛顿州和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只有假设是上帝在北美大陆上加诸了地缘政治统一的驱动力，才会让这种回溯性的思考变得毫无意义。如果能抛弃这样的假设，我们便能从物质的角度来解释在每一个关头发生的事情，解释某些关系如何克服了其他的关系。因此，古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民主政治，甚至美国，都不是由某个内在的驱动力日益推动的单一目标，而是一组在时空上不断改变和可以改变的关系，或者是许多组关系的关系。
它不只是学术上的问题。把空泛的词汇当成实在的历史，可以创造出错误的模型。如果我们说国家/ 民族、社会或文化像是一种内部同质而外在特殊和有界限的实体，那么我们所创造的世界的模型，便是一个全球性的撞球场，各个实体像又硬又圆的弹子球一样彼此撞来撞去。这样便很容易把世界分类为不同颜色的球，而宣布“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逢”。这样看来，一个典型的西方便与一个典型的东方对立起来。到后来，当其他地方的许多民族想要有别于西方和东方时，我们称这些想要申请新历史身份的民族为未开发的“ 第三世界”（ 弹子球中剩下来的），以别于已开发的西方与开发中的东方。或许无可避免地，这些具体化的类别在冷战时成为思想上的工具。西方是“ 现代”的世界。东方则沦为“ 现代化的疾病”的世界（Rostow，1960）。最后还有一个“ 第三世界”，它仍然埋首于“ 传统”，其现代化的努力受到压抑。如果西方有办法破除症结，而使“ 第三世界”走上现代化之路—通往西方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之路。这种世界观导致的可怕后果是“ 强制拉拔的都市化”理论（Huntington，1968 ：655）。这个理论是说，可以用空袭和使乡村成为焦土的办法将越南人赶进城市，以便让他们走向现代化。于是，名称变成了事物，而用“×”标出的事物可以成为战争的目标。
社会科学的兴起
把易洛魁人、希腊、波斯或美国这些被指称的实体，当成固定不变的东西，认为它们有各自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疆界，彼此无涉，这个习惯让我们无法了解它们相互间的接触与对抗。把想象中的积木堆砌为所谓“ 东方”与“ 西方”或第一、第二及第三世界的金字塔，只是使这层理解难上加难。看起来，我们看待社会与政治现象的各种方式有一些概念上的缺陷，而不只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个关键点上发生了误解，而这个错误的选择则扰乱了我们目前的思路。
这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发生在19世纪中叶，也就是对自然和人类的研究开始分化为几个独立（ 而且不相等）的专门研究和学科的时候。这种分裂关系重大。它不仅促成对人类的存在做更精深且细密的研究，还用意识形态将这些研究予以合理化。在社会学这门学问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社会学出现以前，我们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研究“ 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在各政治实体（以及构成这些实体的许多阶级）以内和彼此之间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18世纪的加速发展，政府和阶级的结构愈来愈受到新兴社会团体的压力，这些团体吵着要政府立法来保障他们的权利，以对抗原先政府所保护及代表的团体。在思想上，这种挑战是针对国家而主张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 此时概念化为“ 社会”）。日益升高的不满情绪，拿“ 社会”去对抗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终于爆发为骚乱、反叛和革命。骚乱和革命的幽灵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最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社会学旨在回答“ 社会问题”。赫伯尔（Rudolph Heberle）说，它有“ 一个不同寻常的政治起源……圣西门（Saint Simon）、孔德（Auguste Comte）和斯坦（Lorenz Stein）都视这个新社会科学为社会解体毒素的解毒剂”。（Bramson，1961 ：12，n.2）
这些早期的社会学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将社会关系的领域与政治经济分开。他们指出，个人、群体与团体或机构的成员，彼此之间乃由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而这些关系是可见的，却尚未经过仔细研究。而后，他们以这个社会关系的领域作为深入研究的主题。这些人及其后继者将这种想法扩大为几种理论假设，好将社会学与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区别开来。下面是这些共同假设的概述：
一是个人是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产生社会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从它们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脉络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研究。它们是自主的，构成自己的领域，即社会领域。
二是社会秩序有赖于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成长与延伸。这些关系密度愈高、范围愈广，则社会也愈秩序井然。因而，若将亲属关系和街坊邻居、群体与机构的关系尽量扩大，社会就愈有秩序，反之，若不能扩到最大，社会秩序便有了问题。发展各种各样的关系，也可以减少极化为阶级的危险。
三是参与关系的个人之间有许多共同的信念与习俗。这些关系的形成与维持，与共同信念及习俗的存在与扩散十分有关系。道德共识（ 尤其是在不需检证地信仰与对习俗无理性地接受的基础上），促使社会纽带的极大化。仅仅预期功利或运用技术，往往会削弱社会关系。
四是社会关系的发展与相关习俗与信念的传播，其创造的社会是个人与个人间社会关系的总体。社会关系构成社会，而社会又是凝聚力的所在地，是产生可预测性以及秩序的单位。如果社会关系井然有序和周而复始，则社会就有稳固的内在结构。这个结构的范围与社会关系的强度和范围相呼应。在社会关系较不强烈、较不频繁发生的地方，社会便到了其边界。这些假设的缺陷是什么？它们使人容易认为社会关系不仅是自发的，其本身也是由某种原因所引起，且不说它们的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由于认为社会关系是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个人与个人间的交互行动成为社会生活最初的原因。由于社会的失序与社会关系的量与质有关，注意力乃从经济学、政治学或意识形态移开，转向在家庭和社群中找寻失序的原因，并试着去建立适当的家庭与社群生活。再者，由于失序是在于习俗与信念和共同的标准脱节，习俗趋同与信仰一致，乃被转化为检验社会是否处于正常运转状态的试金石。最后，这些假设使我们可以识别一般的社会和具体的社会。需求秩序的社会变成要被整顿的特定社会。在目前可见的脉络中，这个待整顿的社会于是很容易被认为与一些已知的民族国家类同，比如加纳（Ghana）、墨西哥或美国。由于社会关系已与其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脉络脱节，我们便容易视国家为由道德共识赋予活力的社会纽带结构，而不是与其他关系相联系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因而，无数的社会关系，而非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力量，成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原动力。由于这些社会关系发生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小圈子里，民族国家成为重要的历史创造者，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由其内部的社会关系驱动。每一个社会因而是一个呼应内部规律而运转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