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ISBN：978751392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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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插画
内容简介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堪称晚清同时代大人物当中最差，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卓越，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且最后全身而退。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
他出身平常，家族五六百年没出过秀才，可谓典型的小镇青年。
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才中秀才，却以笨功夫成功打通了科举之路，顺利进入翰林院。他一生崇尚笨拙，以扎实而非机巧取胜。
他踌躇满志进京，面对全国精英，发现自己见识狭隘、观念鄙俗，陷入自卑和焦虑。三十而立，他立志学做圣人，研读经典，广交朋友，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在京期间飞速升迁。
他善于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天下大乱之际，一介书生独创湘军，统率群雄。对抗太平天国，屡战屡败，甚至两次投江自尽，多次深陷绝境。47岁时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
蛰居老家两年，他反思自我，最终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为人处世脱胎换骨，不仅清除了政治敌人，而且以“结硬寨、打呆仗”战胜了军事宿敌太平天国，位极人臣。
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面对与洋人的差距，率先抛弃落后观念，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最终从笨人到圣人，成为大清王朝的最后领航者和儒家文化的最后一个偶像。
翻开本书，看曾国藩如何以一种笨拙的精神，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升级之道。
作者简介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知名历史学者，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著有畅销书《曾国藩传》《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试读
1. 京官曾国藩的自卑与焦虑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翰林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衙门，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政府机关，也是一个类似学院的机构。清代翰林院位于北京东长安街路南，与紫禁城只有一街之隔，以巨量藏书著称于世，举世罕见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底本就珍藏于此。西方人称这里为“当时世界上最古老悠久、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把它比作中国的牛津、剑桥和海德堡。
曾国藩任的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县令是七品，用我们今天的级别衡量，大致相当于“副处级”。官品虽然不高，但因翰林“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所以地位非常清要，被称为“玉堂人物”。翰林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在这里进一步深造，以备他日大用。因此齐如山说，翰林们“相当骄傲。他们不以官员自居，而以学者的身份自重。本来翰林院与其他衙门不同，所有翰林对于掌院的大学士，不称堂官，而称老师，原来本就是大学的性质”。
来到北京前，曾国藩是相当踌躇满志的。曾国藩以前曾非常自卑，但是科举的成功让他找到了自信。二十四岁中了举人后，曾国藩已经“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二十八岁中进士、点翰林，让曾国藩更是顾盼自雄，睥睨一世。他离家进京的时候，曾请求老祖父给他两句嘱咐，曾玉屏虽然不识字，但是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就是说你是有才能的，做官肯定是有前途的，你要是把身上这个傲的毛病改了，就更好了。可见他言谈举止中已常露出飘飘然之概。
但是到了北京之后不久，曾国藩却又一次陷入深深的自卑当中。翰林院集中了当时全国精英中的精英。在翰林院里，曾国藩见到了很多气质风度和他以前在湖南结识的完全不同的读书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风范、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气质。这种气质，就叫作学者风范，大儒本色。和他们一比，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上有很多严重缺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土包子，一口难懂的湘乡土话，长得土头土脑，穿得也土里土气。这些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没怎么读过书。
已经中了进士，还没有读过书？
确实，曾国藩以前读的，基本都是应试教材。
因为世代没有读书人，曾家以前根本没有什么藏书，只有几本教材和考试范文。青年时代，曾国藩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除了四书五经之外没读过什么书，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修养。考中进士后，曾国藩衣锦还乡，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二十二日到湖南乡间一个读书人家拜访，看到了很多没读过的书。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大雨住蒋家。蒋颇有藏书。是日阅余所未见书，有《坚瓠集》《归震川古文》、钟伯严选《汉魏丛书》及诸种杂书。”
《归震川古文》等都是当时读书人家常见的藏书，别说进士，很多秀才都读过，曾国藩却前所未见。对于一位翰林而言，这样的学识未免显得过于寡陋。
因为没读过什么书，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都是非常庸俗的。出生在普通农家的他从小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功名富贵。读书是为了当官，在他头脑中是天经地义的。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然而，到了翰林院，他才知道什么叫学术，什么叫心性之学，才发现自己是多么鄙陋。他认真研读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王阳明少年时曾问自己的私塾老师：“何为第一等事？”什么是天下最重要的事？塾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那当然是读书做官。王阳明却不以为然，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也许是）读书学圣贤耳！”
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后来王阳明进士考试，也经过两次落第。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读了这些，曾国藩悚然一惊。他这才发现和这些圣贤人物比起来，自己的视野多么狭窄，境界多么低劣。和别人一聊天，说出的都是没有什么见识的话，身上的鄙俗之气在冲了人家一个跟头之后再折回来，自己也闻得清清楚楚。
如何洗刷自己身上的鄙俗之气，成了曾国藩新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