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里米·布朗 Jeremy Brown
翻译：王晨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3月
ISBN：9787520159982
[product_description]
编辑推荐
☆从文明出现曙光至今，流感一直伴随着我们，作为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困扰着地球上所有的文明和社会。
1918年的大流感是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它比战争更残酷，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全球性瘟疫，造成5000万至一亿人丧生，超过5亿人感染；1957年暴发于香港的H2N2型流感，夺去了全球约200万人的生命；1968年，大规模的禽流感再次在亚洲暴发；1975年和2009年暴发于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致死人数数十万；21世纪，我们还遭遇了SARS，MERS，埃博拉，新冠肺炎等由病毒引起的流行性疾病……
☆医学是有关诊断和治疗的艺术，也是防止历史重演的艺术。
百年间，人类对流感病毒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仍然无法阻止和战胜它。病毒比人类更聪明，变异的速度超过了人体识别它的速度。我们不知道下一次流感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暴发，但我们确定它会发生，经验与教训，是人类拥有的免疫力。
☆流感大流行说明了这两个问题
人们的身体处于危险之中，而大脑仍停留在舒适区。面对危险，我们在社会政策、物资储备、卫生保健体系、媒体应对等方面做好准备了吗？那些极具破坏性的历史事件应永远留置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时刻警醒我们。
杰里米·布朗博士，一位资深的急诊科医生，对流感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与世界的流行病学家、病毒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医疗物资管理者等进行对话，结合临床实践，书写了人类与流感抗争的百年历史，审视与流感大流行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探索人类治愈流感的未来线路图。这部融合了医学史、病毒学、诊断和治疗、经济学和流行病学、卫生保健政策、疾病预防等多方面讨论的作品，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内容简介
流感一直是人类强劲的对手之一，世界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尽管现代医学显示出了种种优越性，但治愈流感仍是尚未解决的难题。
《致命流感》主要提供了三个方面的思考：人类对病毒的认知，应对流感的方式，以及我们为下一次大流行性疾病做好准备了吗？
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多的全球性瘟疫，造成5000万至一亿人丧生，超过5亿人被感染。
百年间，人类对流感病毒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仍然有许多未知，仍然无法阻止和战胜这个“连环杀手”。
杰里米·布朗博士，探究了人类发现流感病毒并与之抗争的历史，审视了与流感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流感为什么难以治愈？病毒如何变异、传播和致病？
复活1918流感病毒，引发了关于信息双重用途的争论，有关病毒的实验室研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强大的报告制度和数据分析，被应用于流感趋势预测，它们能够准确预测下一次大流行的到来吗？
我们在社会政策、物资储备、医疗体系、媒体应对等方面，为迎接大流行性疾病做好准备了吗？
是流感本身更致命，还是流感导致的社会恐慌更致命？
流感为什么有季节性？哪些因素影响流感的暴发？
在对抗流感的过程中，药物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还是仅仅给了人们一种安全感？达菲是神药还是骗局，或是介于两者之间？
我们距离找到一种有效的流感疫苗还有多远？
流感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威胁着我们的经济。各行各业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与流感交织在一起。
作品旨在提供全面综合的历史的同时，探索一条治愈流感的未来路线图。
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发生。经验和教训，也许是人类拥有的可以与之抗争的免疫力。
书摘 · 插画
杰里米·布朗，一位资深的军医和急诊科医生，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前往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医院进行急救医学实习。曾任华盛顿大学急救医学系研究主任，在此期间，他带领团队建立了一套HIV的筛查程序，一种针对肾绞痛的新疗法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三项许可。目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
译者简介
王晨瑜，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专业，硕士毕业于复旦大学药学专业，目前从事医药风险投资。
[info_1]
潜伏的病毒和一场大游行
1918年，费城的人口超过170万。就像20世纪初大多数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一样，费城居民大多居住在狭窄的公寓里。
他们特别容易感染流感，因为费城的大多数医生和护士都在国外，往往都受过伤并且厌战。随着流感来袭，留在城镇的少数医疗专业人员因为劳累而身体瘦弱。他们没有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
流感可能于1918年9月中旬传播至费城，当时报纸报道称该病毒正从军营向平民社区迈进。有传言说是德国装载细菌的潜艇导致了疫情的暴发。事实并非如此，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费城海军造船厂。
该船厂有4.5万名船员并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1918年9月7日，该基地接待了300名从波士顿换乘的水手。很可能其中一些人身上潜伏有流感病毒。2周后，900多名船员生病了。基地官员在讲话稿中写道：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流感只不过是以新名字伪装的平常的季节性细菌。
但这种病毒即将在很大程度上向平民发起攻击。在病毒传播方面，战争债券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1918年4月，纽约市举行了一场巨大的自由债券大游行。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向肩并肩的游行群众发表讲话。凭借出众的外表和迷人的个性，他号召群众购买债券以支持战争。5个月后，费城也加快了敦促群众购买债券的步伐。《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一篇文章称，该市计划在9月28日星期六为第4次自由贷款运动的发起举行盛会。预计会有3000名战士参加，“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有女性士兵参与该活动”。数百名工人和司仪将与他们一起参加这个活动，他们会让群众一起唱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流感疫情肆虐期间进行的。有人担心如此大规模的聚会会促进流感的蔓延，但这种担忧被人们的爱国热情所淹没了。
战争债券游行活动本质上是流感的行进乐队。当大量的群众沿街观看并不断欢呼时，海军军人们也来到了百老汇街。“这是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盛会，”《问询报》称，估计有10多万人聚集在街道上。随着人们伸展脖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他们也顺带把流感病毒传染给了别人。自由债券大游行活动实际上释放了这种病毒。
辉煌的游行刚刚过去两天，每天就有100多人死于流感。在短期内，这些数字增长了6倍。卫生官员每天都宣布疾病已经过去了，不料下一次又发布了更严峻的统计数据。
费城公共卫生部部长威廉·克鲁森博士（Dr.William Krusen）下令关闭学校、教堂和剧院。如果他禁止自由债券游行，情况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糟糕。各处张贴的布告提醒大家不要在街上随地吐痰。但这并没有起多大作用。仅在一天的时间内，就有60名随地吐痰的人被逮捕。
由于生病人数过多，法院和市政办公室关闭，其他基础服务机构因为没有了员工在苦苦支撑。警察和消防部门因人员减少而难以正常运转。由于严重缺少员工，宾夕法尼亚州贝尔电话公司（Bell Telephone Company）宣布只能处理那些“疫情或战争所需”的服务电话。由于正规医院超负荷运行，费城还创办了一所急诊医院。一天之内，500张床位都住满了病人。克鲁森呼吁人们保持冷静，并告诉公众不要因夸大的报道而感到恐慌，但费城正遭受瘟疫的蹂躏，又有谁能做到处乱不惊呢？
费城唯一的公共太平间只能容纳36具尸体。但这所太平间很快就堆了数百具尸体，大多数尸体只覆盖着血迹斑斑的床单。每弄到一副棺材，就有十具尸体在等候着。死尸散发的恶臭无处不在。当地的木工放弃了正常的生意，开始专职做棺材。一些殡仪馆的收费标准增加了600％以上，导致该市将增长上限设置为“只有”20％。
在10月中旬，费城的死亡人数达到了顶峰，然后，瘟疫几乎与它来临时一样突然消退了。当然，流感仍然存在，但因流感死亡的人数回落至以往的水平。这个城市慢慢恢复了以前健康的模样。
费城发生的疫情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重演。在旧金山，流感在10月也达到顶峰。当月有1000多人死亡，几乎是平常死亡人数的两倍。流感向阿拉斯加的朱诺（Juneau）传播。该市试图通过强制检疫来阻止疫情蔓延。州长下令所有下船乘客必须接受码头医生的检查。任何出现流感症状的人都不许进入朱诺。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那些携带病毒但尚未出现流感症状且看起来依然健康的人进入。几天后，这些病毒携带者离开西雅图并停靠在朱诺码头，他们仍处在流感的潜伏期内。当他们抵达码头时，由等待的医生对其进行简要的体检。如果医生发现他们没有流感的征兆，就允许其进入朱诺。这是病毒潜入的最可能的方式。病毒从朱诺传播到诺姆（Nome）和巴罗（Barrow）以及居住在数十个偏远村庄的美洲原住民。
与其他地方相比，流感在部落内的破坏性更强。这些部落与其他人群处于自然分离状态，因此缺乏流感抗体。在1918年流感暴发期间，位于阿拉斯加西部，拥有300名人口的小镇威尔士（Wales），有一半人丧生。在布雷维格（Brevig Mission）的小型聚居地，居民有80人，但只有8人幸免于难。
从长远来看，北极圈附近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有助于人们在不久的将来对抗这种病毒。死者被埋在寒冷的土地中。这个永冻层安息地，掩埋并保存了死尸，使得80年后的科学家们能够提取1918年病毒的样本，并首次确定其遗传密码。但在当时，这些尸体还在等待，冻结在泥土与时光中。
美国此时正在打两场战争。第一场战争是针对德国及其军事盟友。第二场战争是针对流感病毒及其细菌盟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场针对细菌和德国人的斗争。
随着盟军在西部战线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流感袭击了运送部队到欧洲战壕的船只。在法国东北部的阿贡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Argonne Forest）中，流感夺去了许多美国远征军士兵的生命。正如大战几乎笼罩着欧洲每个国家一样，流感在整个欧洲大陆肆虐。在一个拥有1000名新兵的法军基地中，有688人住院治疗，49人死亡。巴黎关闭了学校，但剧院和餐馆却没有停业。尽管有4000名巴黎人死亡，咖啡馆仍在开放。流感越过了战壕线。德军也深受其害。“每天早上都必须听取工作人员报告流感病例的数量，以及他们对如果英国人再次发起袭击，德军存在什么劣势的抱怨。这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当时，一名德国指挥官写道。
在英国，这是一种“保持冷静并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我在伦敦出生并在伦敦长大，即使现在大部分时间我居住在英国以外的地方，我也知道要面对逆境咬紧牙关，这是我童年时就明白的道理。当祖母回忆起1940年德国空袭伦敦期间从伦敦撤离的场面时，我曾在她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镇定、沉着。我认识到这是对上一代西班牙流感的反应。“保持冷静并坚持下去”不仅是公共行为的一种指示，也是英国文化基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起初，报纸几乎很少谈及这种流行病，如果一定要谈，报纸会把这些报道埋在内页。英国政府和富有同情心的媒体默认限制任何有关流感的讨论，目的是避免削弱公众士气。
因为世界大战已经进入第4个年头，人们已经厌倦了战争。对事实进行如实报道和维持士气之间的紧张关系，在J·麦克奥斯卡（J. McOscar）博士写的一封信中有所体现。这封信隐藏在《英国医学杂志》的最后部分。
“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都有亲人离世的惨痛经历，我们现在经历的黑暗日子还不够多吗？”他写道，“如果在发布此类报告时能够更谨慎一点，而不是尽可能多地收集让人沮丧的消息来扰乱我们的生活，这样岂不会更好？一些编辑和记者似乎应该休假。他们去休假越早，对公共道德也就越好”［原文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刊发这封信的刊物在同一期的头版刊登了一份长达5页的有关流感的详细报道。该报道强调了大流行性疾病的破坏性。报道指出，英国和法国军队暴发了灾难性的流行病。该流行病横扫了整个军队，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
英国的首席医疗官似乎也不愿意打扰任何人的生活。他的建议很有限：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半瓶低度葡萄酒。
英国皇家医学院（The 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并宣布该病毒不再像往常那样具有致命性。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英国人似乎无动于衷。1918年12月，随着大流行性疾病的结束，《伦敦时报》评论说，“自黑死病以来，没有哪场瘟疫像这场瘟疫这样席卷了全世界。也许，从来没有哪场瘟疫比这场瘟疫影响的人更多。”
那年早些时候，《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夸大其词地描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高兴地期待”着流行疾病的到来。
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Mark Honigsbaum）认为，英国政府故意鼓励这种坚忍主义，努力培养国人蔑视德国敌军，同样蔑视暴发的流感。
无论英国人对这一大流行性疾病持何态度，在这场流行病中伤亡的人数都是巨大的。当流行病消退时，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过22.5万人死亡。在印度（当时属于英国领土），流感更具有致命性，死亡率高于英国10个百分点，印度军队的死亡人数是英国军队的2倍，一共有大约2000万印度人因流感大流行而死亡。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难，全世界共有5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而死亡，人们对近乎世界末日的猜测感到无比的恐惧。
在大规模死亡之后，当公众关心“这场流行病如何形成的？”和“多少人受害？”时，科学家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病毒本身，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流感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我们已经找到了致使这么多人死亡的4种不同的解释。每种解释都有一些证据支持，但没有一种解释是完全令人信服的。
第一种解释是，病毒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可以阻止干扰素的产生。该干扰素向我们的免疫系统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防御系统已被渗透。将氧气转移到血液中的健康肺细胞，被病毒劫持，并在病毒复制过程中遭到破坏。一旦这些健康的肺细胞死亡，它们就会被无法输送氧气的暗淡的纤维状细胞所取代，就像在切割口部位形成的疤痕一样，看起来与周围健康的皮肤不一样。几个小时内，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名叫罗斯科·沃恩（Roscoe Vaughan）的美国陆军士兵被尸检。尸检表明他的肺部有这种类型的肺炎。干扰素的破坏有可能使1918年的病毒引发致命的病毒性肺炎。
第二种解释是，如果1918年的病毒本身不能致人死亡，那么继发性细菌性肺炎可能会杀死人。大流行性疾病患者的身体变得虚弱，他们的肺部已经被破坏，会感染链球菌（streptococcus）和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等。在抗生素尚未研发出来的年代，这种情况是致命的。我们现在认为，1918年大流行中的大多数患者是由这些继发感染导致死亡的，而不是流感病毒本身。
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肺提供了这种感染的证据。他死于病毒的连续攻击，以及伴随着身体防御体系崩溃而至的细菌感染。
对1918年流感杀伤力的第三个解释是，流感病毒引发了过度的免疫反应，这种反应开启了对身体的自抗。假设你割伤了手指，细菌入侵并感染伤口。由于血液流量增加，你的手指会肿胀、发红、变热，从而提供更多白细胞来对抗细菌。
其他类型的细胞因子信号蛋白会对这种对抗感染的痛苦但必要的过程进行调节。一旦克服了这种感染，细胞就会停止生产细胞因子，并且免疫系统会恢复以往的警惕状态。
许多1918年的流感患者没有恢复正常。他们的肺被“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过量生产的信号蛋白所击中。在细胞因子的繁荣期，它们开始入侵并摧毁健康的细胞。当细胞因子风暴来袭时，免疫反应就会失控。细胞因子风暴激活了更多的免疫细胞，免疫细胞释放出更多的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又激活更多的免疫细胞，这种循环周而复始。大量的液体从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的肺部涌出。肺部的健康气囊结痂。呼吸变得越来越难。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场风暴发生在一些患者身上而其他患者却没有，或为什么在20-40岁的人群中更为常见。传染病专家称这是本次大流行最大的未解之谜。如果我们能够解开这个未解之谜，或许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另一种致命的流感瘟疫的伤害。
第四个解释指向了与流感传播有关的环境。它由一种源于鸟类的新型病毒引起。在对人类构成威胁之前，病毒先在另一个宿主（可能是猪或马）身上寄宿一段时间。当人们同时生活在一起——住在公寓或军营里——并且异常流动的时候，病毒开始对人类的健康构成威胁。因为大战使受感染的士兵们不断转战于欧洲及其他地区。工薪家庭共用床铺。士兵们并排睡在婴儿床上，并且乘坐统舱船环游世界。如果没有人类这些行为，流感病毒无论多么致命，都不会如此迅速地传播。
今天，流感致死率不到0.1％。几乎每一名患者都可以康复。在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大多数患者也都康复了，但死亡率却比以往高出25倍。在美国许多人死于1918年的大流行性疾病，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51岁降至39岁。
平均寿命连续12年下降的事实与当时的阿片类药物流行形成对照，阿片类药物流行还导致了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下降幅度是每年10%。
1918年12月，在疫情中期，1000名公共卫生官员聚集在芝加哥讨论疫情。在三个月内，瘟疫夺走了40万人的生命。有人已经预言，第二年会暴发会更加致命的流感疫情。
与会者之一的乔治·普莱斯博士（Dr.Georg Price）在他的报告中描述了当时的现状。读起来令人恐惧。首先，医生承认他们不知道流行病的原因。“我们不妨承认是病毒并称之为‘x’病毒”，普莱斯写道，“因为病毒缺乏一个更好的名字。”医生们在患者的分泌物中发现了几种不同的微生物，但这几种微生物是致病元凶还是受疾病磨的身体自身出现的“机会致病性劫持者”（opportunistic hijackers）？（事实证明是后者）
与会者就一些事情达成了一致意见。传播疾病的任何病毒均能在喉咙、鼻子和嘴巴的飞溅物和黏液中被发现。借助飞沫，病毒可以通过打喷嚏、咳嗽以及从手到嘴的接触进行传播。因此，一位医生建议减少病毒传播的唯一方法是让“每个病人都穿着潜水员的服装”。
医生们也一致认为，如果患者从流感中康复，他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免疫力。许多40多岁的人都幸免于难。当时的理论和现在的一样，认为那些在1898年经历过严重流感的人，已经具备了针对1918年流感的免疫力。
如何控制疾病？
但是如何控制疾病呢？由于与会者普遍没有信心，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流感已经蔓延，然后它突然意外地消失了。当时大量群众佩戴着面罩，但这并不能保证大家一定能够得到保护。许多卫生官员认为它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这也许是事实，但无论如何，采取安全措施，仍然有一定的用途。芝加哥的卫生专员明确表示了这一点。“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说，“让人们免于恐惧。忧虑比流行病更具有杀伤力。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人们想要在金表链上装个兔子脚，并觉得这样能帮助他们摆脱恐惧的生理行为的话，我愿意帮他们实现。”
官员试图收集患者和死者的数据，但许多州没有被要求报告病例。疾病前线的医生们过于忙碌，以至于无法填写必要的文件。很多患者在接受治疗之前就已经死亡。因此几乎无法估计死亡人数，或被感染之后康复的人数。人们还没来得及计算患者的人数，病毒已夺走了患者的生命。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用实际的数字来描述怪异的瘟疫。
在17世纪瘟疫期间，伦敦许多受疾病折磨的家庭在他们的前门上画了一个大十字架，上面写着“主啊，请保佑这家人”。这个十字架警告着人们，室内潜伏有疾病和死亡风险。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1918年，但是以更加规范的方式——把“危险告示”张贴在门前。“危险告示”警告健康人远离此地，在许多社区，几乎每家的门上都做过此类标记。
在公共卫生方面人们还做过一些努力，通过关闭学校、剧院、商店，以减少公共场所的拥挤和混乱。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在休闲时间睡觉、储存能量并避免感染的方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封闭措施是否奏效。底特律关闭了少量的公共场所，只有相对小面积的地区遭受了流感袭击。而费城制定了更严厉的封闭政策，却并未有效地阻止这场灾难发生。纽约卫生局局长罗耶·科普兰（Royal Copeland）改变了公共汽车和地铁的时间表，以阻止乘车时人员过度拥挤。他在城市周围安装了大型标志，提醒公众不要吐痰。但他没有关闭学校和剧院。他认为，与其让学生住在拥挤的廉租公寓，还不如待在学校里，在学校他们可以学习如何保持健康。
普莱斯博士对1918年芝加哥会议的描述以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结束。尽管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绝望情绪，但他坚持认为，结束流感疫情的最佳方法是借助于公共卫生政策。需要更好地协调各个卫生机构，这些机构应该像军队一样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为了击败敌人，私人和社区机构需与各级市、州和联邦共同努力。普莱斯知道他是异想天开，而病毒无所谓。流感的诸多症状中，有一种症状比发烧或呼吸短促更致命。这是一种无用的感觉，这种感觉对密歇根大学医学院院长维克多·C. 沃恩产生了终身影响。在目睹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之后，沃恩决心“再也不要鼓吹医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要虚心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