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爱德华·威尔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
ISBN：978752170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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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达尔文”、普利策奖得主爱德华•威尔逊写给所有读者的重磅新书
威尔逊被誉为“在世的zui伟大的科学家”，他是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多样性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杰出的科普作家，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年逾九旬的威尔逊仍潜心于他所热爱的事业，本书是他第32部作品（英文原版于2019年3月出版），延续了流畅生动的写作风格，将他一生致力的社会生物学理论和全新成果融入一本小书，重新讲述生命演化的故事。同时，威尔逊的眼界也超越了生物学范畴，本书是作者多年探索人文与科学融合之路的新里程碑，展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无论是威尔逊的粉丝，还是不熟悉威尔逊的新读者，都不应错过这本书。
挑战“自私的基因”观点，探寻演化过程的关键动力
如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为众所周知，但为何椋鸟的密集鸟群和蚂蚁的社会分工都体现了高度的群体合作？为何我们体内的正常细胞不会像细菌那样无限繁殖？应该如何理解英勇战死沙场的烈士，或者终生安贫禁欲的僧侣？又如何解释以否定自我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名义进行的残暴行径？换句话说，“自私的基因”如何解释生命的自我牺牲行为？继40年前社会生物学引起大论战之后，90高龄的威尔逊再次向传统观点下了战书。（关于这一争论，威尔逊曾与理查德·道金斯数次交锋）
一幅38亿年进化史的全新图景，利他主义如何塑造了当今的生物世界
威尔逊指出，自生命诞生之时起，生命之间的合作就已开始。“自私的基因”不能解释演化过程的全部，是利他行为在生命的演化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经过六次大转变——生命起源、真核细胞出现、有性繁殖、多细胞生物体出现、社会的形成、语言的发明，终于造就了今日的世界。利他主义正是铭刻在我们基因之中，使人类发展至今、使文明之所以出现的关键。
探索人类文明和社会行为的基因起源，学科交叉之处的洞见
本书从基因角度揭示了社会性诞生的过程，人类许多行为都可以从群体选择的角度得到解释，漫长演化史留下的种种本能影响至今。部落意识和暴力行为左右着现代的社会关系，而讲故事和组成联盟的能力也推动着文明的发展。本书秉承“知识大融通”思维方式，上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叉之地，重新审视文化与人性的本源。在全球化与碎片化兼具的现代世界，诸多新问题困扰着人类，传统的思维方式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本书中提供的见解也许将成为我们理解自身存在和人类未来的一把钥匙。
内容简介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几千年来，宗教和政治教条都未能彻底解答这些关于我们自身的根本问题。本书是社会生物学的开创者、当代伟大的科普作家爱德华•威尔逊新作，以演化生物学的视角向我们揭示社会和文明的深层起源。真实的“创世记”不是上帝用六天完成，而是通过演化史的六次大转变实现。本书综合古生物学、动物行为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新成果，演绎了这一伟大的演化过程，对生物学和社会科学都能带来全新的启发。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界一直相信以个体为单位的自然选择主导了演化的剧本，自利的生物个体时时都在相互竞争。然而，在生物中为何会出现众多的合作乃至自我牺牲的行为？这个问题自达尔文时代就困扰着生物学家。威尔逊指出，是利他行为促成了演化史上的重大转变，使生命从原核生物逐渐演化成今天纷繁复杂的形态。在38亿年的演化史中，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真社会性并不来自“自私的基因”理论中的亲缘选择，群体选择产生的利他主义才是塑造真社会性的关键。在群体选择的基础上，人类逐渐演化出复杂的社会和灿烂的文化。
书摘 · 插画
作者简介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 ）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当代极负盛名的科学家，演化生物学巨擘，社会生物学之父，“知识大融通”和“生物多样性”理念的倡导者，被誉为“达尔文以来伟大的博物学家”。他曾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生态学诺贝尔奖”克拉福德奖等，被《时代周刊》评为“影响当代美国的25位美国人”之一。他也是大师级的科普作家，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以《论人性》和《蚂蚁》两度荣获普利策奖，还著有《社会生物学》《知识大融通》《缤纷的生命》等。
第三章
大转变的两难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演化史上的大转变引出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不仅对生物学来说至关重要，对全人类而言也举足轻重：利他主义是怎么由自然选择产生出来的？特别是，在每一个转变的关口，为了与同类竞争，生物个体的寿命要延长，繁殖率要增加，但同时还不能降低自己的适应能力，这是如何做到的？哪些演化的进程可以增进群体的福祉，却同时会损害个体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个体的生命？
这些两难问题的后果，贯穿了整个生物世界和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我们要如何理解英勇战死沙场的烈士，或者终生安贫禁欲的僧侣？如何解释以否定自我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名义进行的残暴行径？
生物体细胞在生长与增殖的过程中，也面临同样的挑战。为了确保其他细胞的生存，有些细胞，比如上皮细胞、血红细胞和淋巴细胞，会在特定的时间点走向程序性死亡。如果这个过程的时间或者位置稍有差池，就会出现疾病，让生物体内的所有细胞因此承担风险。假设在众多类型的细胞里有一种细胞开始“自私地”增殖，然后，就像一个细菌被丢进了一锅营养基里，这种细胞就会繁殖出大量的子代细胞。换言之，它就癌变了。为什么你体内的其他几万亿个细胞没有起而效尤、同流合污？细胞无法感知到它属于哪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会像细菌那样自顾自地繁殖？不消说，这些都是癌症研究正在探索的核心问题。
这种看似极度不可能的规律，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演化之路上的盘龙崖”。真正的盘龙崖位于中国湖南省的天门山，它包括99弯盘山公路，然后是999级坡度达45度的台阶，终点是一个天然的石拱门，中国人称之为“天门”，传说是通往天界的入口。
步行攀登盘龙崖颇为困难，特别是在台阶近乎垂直的那一段。但是，摩托车和汽车已经征服了盘龙崖。在演化的过程里，也出现过类似盘龙崖的状况，而且起码有6次。
生命是如何攀过演化之路上的盘龙崖，并造就了今日地球上形形色色的动植物的？人类又是如何出现的？
解决大转变的两难问题的一个办法，可以在第二个两难问题里找到，如下所述。自然选择引起的演化可能会进展得非常之快。假设有一个基因，它有两种形态：1号等位基因与2号等位基因，它们是竞争关系。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两种等位基因在生物体的繁殖过程中的频率变化。假设1号等位基因的初始频率只有1%，这时它比2号等位基因获得了10%的额外优势。这种差异也许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在100代之后，1号等位基因在群体中的比例就会从1%增长到99%。简言之，虽然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但自然选择有潜力驱动非常剧烈的演化。
第二个两难问题是，考虑到自然选择的潜力，为什么演化史上的大转变需要这么久，要等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才发生？
基本而言，演化史上的历次大转变都需要同样的利他性限制（altruistic restraint）。就社会起源来说，一只自私的蚂蚁或者白蚁会使整个蚁群受损，甚至招致灭顶之灾。一个心理变态的独裁者可能会摧毁整个国家。个体与群体的潜在冲突，在生命组织的所有层次里都存在，从细胞到帝国，概莫能外。翻翻社会科学的教科书，这样的冲突比比皆是，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人文学科的知识库。
自我限制与利他主义迟迟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因为它们初看起来很难在演化中的生物群体里出现。这两个特点要能传播，它们必须要在生物组织的每个层次，从细胞到社会，都施加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对抗下一层次的基本单元所承受的“普通”的自然选择之力。比如，群体必须克服个体的辖制并打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原则。
关于大转变中自我限制和利他主义的问题，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不过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能够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我相信其整体图景已经越来越清晰。在生物个体组成社会的案例里，问题已经基本上被解决了。我们能取得这种理解上的进步，得益于遗传理论与实验探索、野外研究的结合，其中大部分工作是在21世纪完成的。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认识到问题的艰巨程度：它很不容易，甚至几无可能得到解决。历次大转变垒成了演化之路上的盘龙崖，其上虽有道路，但极为艰险。
与此类似，每一次大转变都需要无数成分的参与（化学分子组成了简单的细胞，继而组成了真核细胞，以此类推），经过漫长的地质时间才创造出更高的层次。
每次大转变都需要不同层次（个体层次和群体层次）的自然选择，或者起码会被这些选择强化。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方面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