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ISBN：9787521707243
编辑推荐
1. 当今天的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我们理解的宇宙已经与古代人截然不同，而这一世界观的切换就始于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奠定了现代思想的基础，使人类自信地运用理性认知和改造世界。要了解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和西方在近代的崛起，不可不关注17世纪的这一关键转变过程。
2. 为何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会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本书作者格雷林是欧洲非常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跳出思想史的范畴，在历史大背景中探索世界观革命的复杂动因。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战争意外打开了欧洲的思想囚笼，但放出来的不只是科学和理性，还有神秘学和占星术，与科学形成了竞争关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军工业、公共邮政业都对于科学事业都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3. 本书将人们熟知的近代欧洲思想家和科学家放入真实的历史，引人入胜地描写了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牛顿、玻意耳、帕斯卡尔、霍布斯、约翰•洛克、马兰•梅森等人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进程，在历史大环境理解他们的贡献。我们可以读到他们之间的思想交锋，还会发现我们熟知的伟大科学家居然也兼具魔法师的身份。
内容提要
欧洲的17世纪，堪称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100年中只有3年没有打仗，欧洲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同时这也是一个创造力大爆发的世纪，欧洲学者在思想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涌现出伽利略、笛卡儿、牛顿、波意耳、霍布斯、约翰•洛克等一大批科学和思想的巨人，正是这一个世纪的巨变将西方文明推上了人类历史舞台的正中。《天才时代》探索了17世纪欧洲社会变迁和思想进步之间的联系。
残酷的三十年战争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思想垄断，使得信仰和思想逐渐获得自由。正因如此，17世纪也成为一个思想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有一丝不苟的科学探索，又有对超自然力量的强烈热衷，对炼金术、神秘学、占星术、魔法的痴迷；连牛顿、笛卡儿等新世界观的开创者，也与它们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但是喧嚣会逐渐结束，科学思维终于从迷雾中走出，构成现代思想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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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 插画
作者简介
[英] 安东尼.格雷林
英国哲学家、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院长、英国人文主义协会副会长，皇家艺术学会和皇家文学学会成员。
他出版了《怀疑论的反驳》、《道德价值的未来》、《维特根斯坦与哲学》、《什么是好的？》、《物的意义》、《好书》、《上帝的争论》、《天才时代》、《民主及其危机》、《生活、性与思想》等30余部著作，广泛论及哲学、伦理学、美学、历史、戏剧等各个方面。
他推崇哲学的现实实践意义，是欧洲非常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为《卫报》、《观察家》、《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等媒体撰稿，并参与BBC（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节目。其成立的私立大学“新人文学院”，旨在填补高层次的人文研究的空白，获得了道金斯、尼尔•弗格森等明星学者的支持。格雷林于2015年获得伯特兰•罗素奖，2017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13 知识捷径
思想史尤其是科学史让我们回忆起后来的进步令我们忘记的两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科学工具的作用，它们有时源于露天集市中新颖有趣的货物。如果没有这些， 17 世纪的大飞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显微镜和望远镜的例子就非常说明问题。古代人就知道放大这个现象：在公元 1 世纪，塞涅卡就写到通过灌满了水的玻璃球观察微小物体会使其放大。但是，当时和以前以及后来很多世纪的探索者都没有更充分的知识、技能或技术来制造和改善棱镜，使其能以实用性或科学性的方式付诸应用。
到了公元 13 世纪，人们充分掌握了光线折射的原理（首先是被公元 2 世纪的托勒密猜想出来的，但并没有被应用在棱镜中）和打磨镜片以产生矫正效果的方法，从而制造出各种镜片。 13 世纪后半叶在牛津和巴黎的大学任教的英国方济各会修士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常常被人当作这些仪器的发明者。在 16 世纪，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和扎卡赖亚斯•扬森父子（Hans and Zacharias Janssen）发现，将两个镜片并置能够取得放大的效果，显微镜的真正历史自此开始。
工具及其对科学进步产生强大影响本身就有丰富的故事性。这个故事中会谈到其他对人类有利的新进展，如采用阿拉伯数字、数学用表、记账系统、廉价纸张、印刷术、更准确和更统一的度量衡体系等。当人们纳闷为什么古代人没有开发出研究自然时的放大手段，没有能应用托勒密有关光线在水中和玻璃中的折射的深刻见解时，答案变得非常明显：这些发现只有在与促成它出现的其他因素汇合起来时，才能使人们的理解和应用产生实实在在的变化。
思想史能够很好地提醒我们认识的第二件事，即科学诞生于很多探索者深深卷入魔法和神秘主义行为与信念的时代。这也是本章的主题。“神秘科学”（occult sciences）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真正科学的先驱，也是与科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科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有时候起帮助作用，有时候起破坏作用。简而言之，它与科学的关系到底如何，这是引起争议的话题。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认为应该在此问题上表明立场。在弗朗西丝•耶茨（Frances Yates）和德博拉•哈克尼斯（Deborah Harkness）等人看来，神秘主义是科学的先驱之一，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先驱。在他们看来，那些创造科学成就的人，同时也涉猎犹太神秘哲学卡巴拉、魔法、赫尔墨斯主义、占星术和天使学。但是，对布赖恩•维克斯（Brian Vickers）、保罗•罗西（Paolo Rossi）等更多的其他人来说，神秘主义是与科学格格不入的东西，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思想家心中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论据是那些从事科学实践而不是秘术的人赢得了胜利。
无论哪个观点是正确的—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实际上与之前的任何一方观点都相符，虽然人们倾向于相信前一个观点—科学从神秘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的努力，无论是某些思想家从其他思想家那里解脱出来，还是同时涉足两个领域的同一个思想家从自己的思维困境中解脱出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些人的贡献，我们现在仍然记得他们在这个方面做出的成就。相比之下，几乎所有仍然热衷于知识的神秘主义途径的人现在很少被人们记住，即便被人纪念的话，也只是当作故事中没有结果的支线。
上一句中“几乎所有”这样的用词特别合适，因为在对神秘主义途径极其热衷的人中间就有那个时期某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其中就包括艾萨克•牛顿和罗伯特•玻意耳。牛顿花在对科学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时间远远赶不上他花在研究炼金术和阐释《圣经》上的时间。他认为《圣经》是用神秘密码写成的，如果找到破解的方法，就能解释所有自然现象。《启示录》尤其令他感兴趣，因为他相信其中的预兆是我们观察未来的真正窗口。就像之前的所有炼金术士一样，他希望找到哲人石，那种神秘的矿物能点铁成金，给我们永葆青春的秘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 1936 年购买了牛顿的文章和书信，他震惊地发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炼金术和神秘猜想的内容。凯恩斯在 1942 年为英国皇家学会纪念牛顿诞辰 300 周年而写的演讲稿中说，这个发现并没有让他因此轻视牛顿及其在真正科学上的成就，因为牛顿绝对是个天才，不过这一发现的确让他意识到牛顿与其历史形象截然不同。凯恩斯写道：
在 18 世纪以及此后，牛顿逐渐被认为是近现代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教导我们按照冷静的、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理性逻辑思考的人。我并不从这个视角看待他。牛顿在 1696 年最终离开剑桥的时候把他的东西都打包装进了一个箱子，虽然里面的东西部分已经散失，但大部分还是流传了下来。我认为，任何一个研读过箱子里东西的人都不会从这个视角看待他。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个巫师，最后一个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个以先人同样的眼光观察这个看得见的思想世界的伟人。我们的先人在近一万年之前就开始建立我们的思想遗产。 1642 年圣诞节出生的遗腹子艾萨克•牛顿生下来就没见过父亲，他是魔法师们真心敬佩的最后一个天才少年。
对牛顿的这些特征描述有些夸大，在牛顿和巴比伦人之间是哥白尼和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牛顿当然不可能以古代天象观测者那样的方式观察宇宙或可观察的自然。但是，凯恩斯的观点有足够多的合理成分，正如他所说，牛顿的确“认为宇宙是全能的神创造的密码”—让我们用更模糊的眼光看待他。
比如，基于他对《启示录》 —《圣经》中描述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最后一篇—的解释，牛顿计算出在 2060 年之前世界不会终结：
所以，这里的“一载、二载、半载”，以 12 个月为一年，30 天为一月重新计算，正如原初时代的日历那样，就是 42 个月或者 1260 天或者三年半。短命兽的一天对于长寿王国就是一年，如果从公元 800 年三个国王的彻底征服算起，即 1260 天的时间将在公元 2060 年终结。或许终结时间更晚，但我看不出它终结更早的任何理由。
因此，牛顿提供了有趣的例子，说明即使像他这样有天赋的探索者也不能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区分真知识和假知识。他对自然及其成分的兴趣并不像现在这样明确地分为物理和化学，化学仍然与炼金术完全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到现在也不可能确定无疑地区分这些范畴，人们做了很多实验，提出了很多理论。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这也适用于牛顿的同代人罗伯特•玻意耳，他是玻意耳定律的发现者，该定律阐明了气体的体积与压强成反比关系。玻意耳的研究显然属于化学领域，他在 1661 年出版的书《怀疑派的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是化学的奠基性著作。他对空气中的声波、水结冰时的膨胀、电学、颜色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这使他成为真正科学的早期领导者。但是，玻意耳也对金属转换的可能性感兴趣，兴趣之浓厚甚至使他致力于废除实施了几个世纪之久的一则反对“大量制造金银”的古老律令。事实上，当时从贱金属中提炼黄金的做法都被认定为犯罪行为。他对那种他所谓的“庸俗炼金术士”持批评态度，这个术语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首次使用以指代那些在物质中分离和提炼某些元素的人，因此他非常谨慎地区分“混合物”和“化合物”的概念，并且坚持做出了适当的分析。与宣称“盐、硫黄和水银”是“事物要素”的炼金术士相反，玻意耳采取了微粒的观点，即物质是由最终不可再分的微粒组成［微粒的原词是 corpuscles，意思是小颗粒，现在我们使用的希腊词源的词汇是“atom”（原子）,该词源于“atomos”，意思是“看不见的”］。
但是，这并没有让玻意耳成为炼金术的敌人。相反，像牛顿一样，他希望炼金术能提供一种手段让人理解物质世界的本质，并实现拥有财富、健康甚至永生等伟大的渴望。启蒙运动和后来的科学史已经隐藏或者至少有意弱化了玻意耳的故事的这个方面，就像他们对待牛顿的故事一样。通过对两人的著作和兴趣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了解到的画面要复杂得多。究竟多么复杂可以从这个事实上看出：玻意耳听任自己被一个骗子愚弄，此人声称如果寄送一大笔钱到土耳其就可以获得一些炼金术的秘密。玻意耳寄了钱，但是当然没有收到任何秘密。他甚至遭受蒙骗，认为自己见证了—事实上亲眼看到了铅变金的案例。他在写给吉尔伯特•伯内特的信中写道：“那人有个坩埚，里面装了一些铅。他往里面倒入一种光亮的粉末，然后将坩埚放在火上加热。随后他将坩埚移开，等它冷却之后，我惊讶地发现铅没有了，变成了金子似的东西。在经过检验之后，那的确是真金。”
然而，虽然有这些兴趣和反常情况，玻意耳自己的工作仍然体现了严谨的实证性和实验性，因此可以说他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牛顿很少使用玻意耳的成果，但是自己投身于炼金术研究，心无旁骛、激情满怀以致神经失常。现在，我们不知道玻意耳到底做了多少炼金术方面的工作，众所周知（或者据其所述）的是他养了一条唤作“钻石”的狗，踢翻了蜡烛，引发了实验室大火，烧毁了不知多少著作手稿。一直有人猜测，他患的疾病可能是由于他在寻找哲人石过程中所使用的铅和汞所造成的。但是，他流传下来的超过100 万字的著作足以证明他对神秘主义和超自然力量的热衷。他写了一本关于所罗门圣殿的书，把它解释为数学知识以及有关宇宙大小和人类在宇宙位置的信息的来源。在有关炼金术著作的注释中，他写道：“这种哲学，无论是猜测性的还是实际有效的，不仅可以在自然万物中找到，而且可以在诸如《创世记》《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等神圣的经文中找到。就这种哲学的知识而言，神让所罗门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甚至希腊神话也向牛顿暗示了解释世界奥秘的密码。他认为，在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私通的故事里，有一则炼金术方面的信息：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看见战神阿瑞斯（Ares）悄悄溜进了爱神阿佛洛狄忒的房间，此时她的丈夫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正好外出工作去了。赫利俄斯告诉这位跛腿的铁匠之神其妻子与人通奸后，赫淮斯托斯制作了一个网，安装在他和阿佛洛狄忒睡的床上，要以此把她和情人在通奸时逮个正着。这对男女的确被捉奸在床，愤怒的赫淮斯托斯召集奥林匹亚众神前来见证他遭遇的背叛。荷马告诉我们，见此情景，诸神哄堂大笑—因而有了“荷马式的开怀大笑”（Homeric laughter）和“众神的放声大笑”（unquenchable laughter of the gods）等词语，这些被重新记录在《伊利亚特》卷一中（不过，女神则尴尬地转过脸去）。在牛顿看来，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秘密。在这个神圣的家庭戏剧中的每个成员要么与金属有关，如赫利俄斯与金有关，阿瑞斯与铁有关，阿佛洛狄忒与铜有关；要么与赫淮斯托斯工作中使用的冶炼金属的力量—火有关。显然，牛顿认为铁 铜 火能够产生类似铅的金属锑，这种金属表面被氧化后有三角格子图案。对于铜和铁的合金的业余研究并没有产生这个结果，虽然黝铜矿是含有铜和铁的硫化锑构成的，那是牛顿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一种物质。
后来的历史已经忽略了这些丰富的想象力，反而集中在牛顿严肃科学著作的惊人成就上，也集中在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请别忘了“哲学 ”当时意味着任何一种认真、系统性的探索，因而我们现在称为“自然科学 ”）为科学研究确立的方法准则上：
规则 1.
寻求自然事物的原因，不得超出真实和足以解释其现象者。
为此目的，哲学家说自然界不会做任何徒劳之事，如果很少的理由就能解释自然，那么再列举更多的理由就是多余，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明了而不喜欢炫耀多余的原因。
规则 2.
因此对于同样的自然影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确认同样的原因。
就像人或野兽的呼吸，欧洲和美洲的石头的演变，我们厨房之火和太阳的光芒，光线在地球上和行星上的反射。
规则 3.
物体的性质，没有程度的强弱之分，并且属于我们实验范围所涉及的所有物体，都应该被认为是所有物体的普遍性质。
规则 4.
在实验哲学中，我们将通过一般归纳从现象中准确或非常接近真实地收集命题，尽管有可能设想出任何相反的假设，直到其他能使它们变得更精确或者可能出现例外的现象发生之时。
这个规则我们必须遵守，归纳法论证或许并不回避假设。因为物体的性质只能通过实验才能知晓，我们认定所有这些符合实验结果的东西都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们不可从物体上剥夺其不可缺少的特征。我们当然不会因为梦想和我们自己设想的徒劳虚构而放弃实验的证据；我们也不会背弃自然的类比，自然往往是简约的，总是与自身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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