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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改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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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 保罗·多兰 Paul Dolan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03月

ISBN:9787521713787

编辑推荐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主任,对长期以来影响我们认知和行为的“社会叙事”传统观念进行了剖析,使我们得以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解放思想,并了解正确的认知和行为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内容简介

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大众习以为常的、深刻影响大众认知和行为的“普遍共识”——“社会叙事”——我们应该事业有成、应该追寻真爱、应该养育孩子,等等——这些“美好生活的神话”对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都会影响我们。有时它们确实能给生活提供指导,让我们活得更简单、轻松。

 

但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这些传统的“社会叙事”,本质上还是“故事”,并非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那么,对我们的观念和行为影响颇深的“社会叙事”有哪些?如何看清“社会叙事”的真相?作者从经济学、行为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从“追求”“关系”“负责”三部分进行讲解,试图重塑人们对“社会叙事”的认知,并尖锐地指出:大众常常被默认为正确的“社会叙事”所欺骗和蒙蔽,从而不知不觉地陷入“叙事陷阱”——那些“社会叙事”可能是谎言。

 

作者对长期以来影响我们认知和行为的“社会叙事”传统观念进行了剖析,使我们得以反思和重新审视自己的观念,解放思想,并了解正确的认知和行为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书摘 · 插画

保罗·多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行为科学教授,心理与行为科学系主任。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与丹尼尔卡尼曼合作密切。美国国家科学院测量国民幸福研究员。英国国家统计局首席学术顾问。国际知名的幸福、行为和公共政策专家,二十年来致力于研究幸福感的测量、幸福的原因和结果,包括其对行为的影响。

书摘 · 插画

前 言

 

关于如何过好生活,我们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些主流的社会故事告诉我们要事业有成、要追寻真爱,还要保持健康。这些故事有时确实能给生活提供指导,让我们活得更轻松,甚至更幸福,但是它们本质上毕竟是故事,并非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因此,它们最终可能会造成社会的某些不和谐因素,反而弊大于利。我称之为“叙事陷阱”,它们构成了美好生活的神话。

 

 

工人阶级英雄

 

既然这是一本关于叙事的书,那就从我的一个故事开始说起。这是一个成长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大学教授同有害的社会叙事抗争的故事。在去年的“灵感之光”节,我参加了一个关于“感性与理性”的很有意思的专题研讨会。在就餐途中,有个50多岁的男人过来跟我搭讪。刚开始我们聊得很好,他说很喜欢我写的《设计幸福》一书。可是聊了一会儿,他突然问道:“身为中产阶级的你为什么要扮演工人阶级的英雄呢?”我说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你在书中就是啊,即使现在也是如此。”虽然我正唱着《烟囱之歌》,还打扮成了烟囱扫把的样子,但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一般情况下,不管别人夸我是什么英雄,我都会欣然接受,但他说的这个英雄却让我浑身不自在。他还说:“当达到一定层次后,你就必须注意你的言行举止了。”他觉得我不应该说脏话,而我在一小时的小组讨论里说了两次脏话。小组里还有两名“中年”女性,所以我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你知道吗,女性比较脆弱,在讨论中听到骂人的词就会崩溃,哪怕这个词只是用于强调。

 

但我凭什么不能说脏话?有人可能觉得说脏话是词汇匮乏、智力低下的表现,可是目前并没有任何研究能证明这一说法。相反,却有研究证明学生对在课堂上说脏话的老师更为关注,而且会更勇于表达自我。脏话用来挑衅或辱骂确实很有害,但用来表达兴奋和强调也无可厚非,我说脏话就属于后者,而且只会在工作场合说。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还固执地认为不能说脏话真的很愚蠢。

 

他还觉得,我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人敬仰的教授,应该树立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的“更好”就是要与大众印象里的“大学教授”一样(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或其他权威学府任意部门的网站上看一看教职员工的照片你就知道了),他想通过社会叙事给我施压,促使我按照中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我不薄,我十分感激,但被人们期望像刻板印象里的学者一样因循守旧,这时常令我很苦恼。我迫切希望学者们能把自己看得重一些,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这些刻板印象还有更严重的危害——打消工人阶级孩子上大学的念头,让他们觉得必须要压抑真实的自己才能融入其中。不过英国和美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录取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时,努力减少了偏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增加了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学生比例,该比例超过了英国其他精英大学,这确实值得称道。但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其实根本不想去精英大学,也不想在其中被当成异类,那些总是劝勉他们进入高等学府的人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孩子都不愿意上大学,尤其是男孩。因为他们一旦去了,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学生接触。但二者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不一样,而且他们的中产阶级老师也无法体会工人阶级“另类”的世界和想法。就算在这个不同的世界里熬了过来,他们也会感到被工人阶级疏远——这可是曾让他们感到安心的地方。

 

中产阶级想让工人阶级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本意是好的,因为他们以为这些孩子怀揣着成为中产阶级的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我。即便我从事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我无疑也属于中产阶级,但是我的很多朋友连大学都没进过,而且我保留着一些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比如,在跟健身爱好者们一起锻炼时,他们看到我在健美比赛中穿运动夹克或乐福鞋就像看到母猪上树一样。我为我的这些不同感到自豪,但我也很清楚,如果我成为社会期待的学者(或者健身爱好者)模样,我会生活得更轻松。

 

社会叙事对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做出了规范,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都会影响我们。当我们被社会叙事迷惑了双眼,希望周围的人都符合规范时,我们就掉进了叙事陷阱。如果一定说我是工人阶级的英雄,那么我希望这个英雄能让工人阶级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异想天开,也可以继续做自己,而不是违心地压抑真实的自己。如果我们能察觉到阻碍幸福的叙事陷阱,就更有可能掌控那些曾经一直掌控我们的叙事。一旦承认了陷阱的存在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是否要做出改变以及如何改变,说不定未来会因此有越来越多爱健身的教授。

 

 

什么是叙事陷阱

 

我对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叙事最感兴趣。我对“叙事”的定义与目前大多数定义不同,其他定义的重点是关于人的故事,帮助人们理解人生的变化无常并形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我关心的“叙事”是那些来源于他人、由他人规定并被自己采用,并且不一定直接来自个人经验或正面反馈的社会叙事。

 

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叙事类似于既定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没有标准的定义,但它通常包含三个要素——行为规律、心理认同和偏离规范后的制裁的排列组合。6因此,社会规范成了人们应该遵守且极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比如,“你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那么你就不能说脏话”,等等。如果我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那么某种“社会惩罚”就会随之而来,也许是很小的惩罚,比如无端的争执。

 

经济学家在理解任何行为时,都会先从“偏好”开始研究,比如对某些特定商品、服务、经历和世界发展状况的明确偏好。有时显示性偏好(人们在做的)和元偏好(人们想做的)之间存在差异:你可能永远不会去读小说,但又想成为小说迷。个体和群体两者之间的偏好也存在差异:自私的人与正直的人存在不同的偏好。因此,我把“社会叙事”定义为“元社会偏好”,这反映了社会期望对我们所有人的要求。

 

我定义了三大类“社会叙事”,称其为“元叙事”,分别是“追求”“关系”“负责”,而所有“子叙事”都是“元叙事”的一部分。本书的第一部分关于“追求”,讨论了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富有、成功和受教育,这三者被认为是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东西。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关系”,讨论了围绕我们最亲密关系的社会叙事:婚姻、一夫一妻和孩子。本书的第三部分关于“负责”,提到了三个对我们寄予特殊期待的叙事:利他、健康和自由意志。

 

这些叙事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权力结构、文化、法律、家庭、媒体、历史实践甚至进化优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叙事还影响了最近社会心理学里关于人类先天动机的分类,几乎所有的分类都假设我们受到“初级”(即先天)奖励的驱动。7核心动机包括:囤积——积累资源(富有);自我提升——重视个人价值(成功);理解——共识与远见(受教育);归属和爱——与他人紧密联系(结婚并忠于彼此); 培育——照顾后代(孩子);信任——认为人性本善(利他);安慰——使身体处于最佳状态(健康);控制——了解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偶然性(负责)。这使叙事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不同的文化。

 

除了满足我们的一些先天欲望之外,社会叙事还对思想和行为做出了规范,使我们更容易适应和理解复杂的世界。在按照社会叙事探索如何生活时,我们有了一条清晰的路径:我们不仅想融入叙事,还对那些不融入的人表示不满。事实上,现有的一些脑成像研究表明,人们在“惩罚”那些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人时会感到很高兴,甚至愿意自掏腰包来“惩罚”这些人。

 

 

权力与叙事

 

我在“灵感之光”节上遇见的那位朋友,可能支持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会支配倾向”特质得分高的人很讨厌他人不遵守特定规范。“社会支配倾向”是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一种衡量标准,用于判断人们对社会等级的支持程度。例如,“社会支配倾向”特质得分高的人可能更认同“有些群体就是不如其他群体”,也可能更讨厌弱势群体,而且他们更可能从事能将歧视和偏见付诸实践的职业,比如警察。有的叙事有助于强化社会等级,比如,教授必须按照社会对其职业的刻板印象行事。

 

社会阶级通常用来定义人们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根据经济和社会地位划分。它常与职业联系起来,有时也与收入和教育背景相关,这些因素都与社会阶级高度相关(并且都构成了叙事的元素)。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工作技能和社会地位都较低,工资也比中产阶级低。在美国,“蓝领”和“白领”分别象征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大致来说,工作“越好”,阶级越高。

 

我知道,这样定义阶级过于简单,况且不同国家定义阶级的方式也不一样。对阶级的划分迫使我们思考谁更有权力。社会叙事巩固了现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在这本关于社会叙事的书中,不能不考虑社会等级最强有力的表现——按社会阶级对人进行分类。有些叙事来自有权力的人,不断被他们强化,而且使当权者大量受益,因此更有可能成为主导。

 

人们对权力的认知也很重要。在英国,有60%的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尽管从事常规体力工作的人只有其中的一半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大致定义为工人阶级的家庭数量逐步下降,但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数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在美国,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人数有所增加。2015年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而2003年该比例仅为1/3。英国和美国的数据说明,社会底层的生活条件和环境看起来似乎变好了,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

 

因此,我将用“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分别来指代(被认为)权力相对较小和权力相对较大的人。在不同权力群体之间存在价值观差异的情况下,社会叙事将更加向有权力的群体靠拢。除此之外,任何想在社会阶级中往上爬的人都必须向掌权者的价值观靠拢,不然就会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社会平等和歧视的讨论中,与性别、种族、残疾和性取向相比,阶级被大大忽视了。2010年,在英国,除了阶级之外的其他方面都被写进了《保护法》,除阶级歧视外,歧视他人都被视为违法。社会阶级却没有得到同等保护,所以公司完全可以因为候选人的“阶级不正确”而将其拒于门外,哪怕对方完全符合岗位要求。美国也存在对性别、种族的类似保护,但同样缺乏对社会阶级的保护。

 

与其他受歧视的群体不同,工人阶级中很少有人站出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想要靠工人阶级中的成功人士来发声根本行不通,因为他们必须伪装成中产阶级才能生存。这样一来,许多行业里根本就没有能够起到激励作用的工人阶级榜样。而且许多工人阶级在取得一定的成功后,就会在身体和心理上与他们周围一起长大的人保持距离。另外,成功的女性和黑人不一定时刻都在积极促进性别和种族平等,但他们肯定不会与周围的女性和黑人疏远,因为他们的身份太容易被识别。

 

作为一个不符合社会期望并且不爱说教的人,我知道反抗社会期望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和招致什么样的严厉批判。即便从长远来看,这些反抗会减少个人和社会的苦难,在开始时也总是充满痛苦和怀疑。然而,理解这些叙事并且了解它们是如何帮助或者伤害我们的,是做出更适合自己的选择的第一步。就算这无法带来什么改变,至少也能让我们更容忍那些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人,这对社会无疑是长期有利的。

 

虽然大家都关注叙事是如何影响个人幸福的,但我也会引导你去思考叙事如何影响他人的生活。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决策者,在爱人、朋友、父母、老板或规则制定者的角色中,我们很少做出只会影响我们自身幸福的决定。无论权力地位和社会阶级如何,你都应该多帮助他人,不对别人的选择评头论足。这样,你也许就会不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甚至会减少别人对你的评价。

 

 

叙事有什么危害

 

我认为,任何社会叙事的影响都应该根据人的感受来评估。成功人士看起来很风光,但他们自己可能并不这么觉得。如果自己不觉得成功,那就谈不上风光。我们都应该关注自身的真实感受,因为他人眼中的成功并不能减轻自己在实际工作中的苦。为了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尽可能过得快乐,我们需要重塑身份来贴近更加真实的自我,这种自我是不断流动变化的,因此也不要给自己贴标签(比如父亲、教授、健身爱好者),这会让自我变得僵化。

 

许多决策环境需要有一个判断行为、环境和生活好坏的标准,比如分配稀缺的公共资源时。所以我建议用一个总体的社会叙事来代替本书中方方面面的叙事,这个总体叙事基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要优先于那些跟人们幸福关联甚少的叙事。这样一来,不愿意或无法生活在 “千篇一律”的特定叙事中的人就会少一些耻辱感。

 

如果没有规则的约束,你和伴侣可能共同选择一段开放性关系,说不定会更幸福,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单身或禁欲。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结婚生子、忠于彼此,只要你快乐且不伤害他人就好。关注经验而非叙事能够促进各类生活方式共存,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普遍社会叙事的生活方式。虽然我提出的许多论点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我主要关注的是生活在英国和美国的人的经历。

 

我将重点关注人们如何感受这些叙事,但这方面的数据很少,因此我需要参考大量的生活满意度报告。我对这些报告持负面态度,因为我的生活满意度会被社会对我的期望影响,比如,我有没有工作,工作好不好,等等。12这意味着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支持社会叙事,我们就很难确定它是如何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受的。但是,如果生活满意度调查结果不支持社会叙事(比如已婚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没有单身女性高),那么我们对叙事与幸福感之间的冲突就更加肯定。因为尽管社会叙事已经存在,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并不高。

 

大多数时候,我无法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来确定如果世界没有这些叙事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我们发现幸福和婚姻是相关的,也很难知道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者二者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性格。但我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对这些数据及其背后原因的关注,而不是提供明确的答案。此外,如果只有基于严密的因果关系才能做出人生决定的话,那么很多事情就没法进行了。

 

这本书主要关注叙事会在什么情况下伤害我们。我的出发点是,在做出影响他人的决定时,人们应该尽可能地减少给他人造成的痛苦和煎熬。这种立场通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这在格言“绝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中得以体现。为了符合本书目的,我把这句格言改写为“绝少数人的苦难最小化”,这可以被重新定义为“消极功利主义”。因此,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就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哪怕为他们减轻一点点苦难,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改变。当受到不平等带来的负面影响时,人们也可以通过减少不平等来减少痛苦(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公司总裁比医院搬运工的收入高好几倍是不公平的,但如果是高好几百倍就会觉得不公平)。

 

社会叙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特定背景下的利弊之分。因此,我采取结果主义立场,而非道义主义立场。结果主义者认为,如果盗窃带来的幸福比它导致的痛苦要多,那么就不算错。而道义主义者认为,盗窃就是错,因为行为本身就包含道德判断。道义主义观点一般不考虑前提和背景。然而,我认为如果是通过偷东西来喂饥饿的孩子在道德上是没错的。

 

最本质的结果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痛苦都应被平等考虑。这种平等观点意味着人们应该平等对待自己、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痛苦。但这样的结果主义却与道义主义相冲突,比如,我的家庭的痛苦相对他人而言更为重要,换作是你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对不同的决定和观点有所区分,有的可以合理偏袒,有的就必须公平公正。

 

作为父母,我有权也理应爱自己的孩子胜过爱别人的孩子。我会给我的女儿买最好的攀岩鞋或者给我的儿子买昂贵的壁球拍,这样他们就可能在运动时表现得更好。这样也许对你的孩子不利,但我不觉得你也必须得给孩子买。但如果我是攀岩队或壁球队的教练,有人提供了可以购买新装备的赞助呢?这样的话,只给我的孩子买而不给你的孩子买就不公平了。问题的关键是,前一种情况里的钱是我自己的,而后一种情况里则不是。而我的角色也是如此——既是偏心的父母,又是公平的教练。

 

虽然实际背景很重要,但至少我给孩子的偏爱应该与你给孩子的相同。因此,我接受了结果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允许偏袒,但也需要平衡(父母给予各自孩子的偏爱是相同的)。在考虑不同叙事对人们幸福的整体影响时,偏袒无疑会让我的生活更加艰难,但在必要时,我会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应对它带来的挑战。

 

 

小 结

 

在讨论叙事陷阱时,我将从道义论角度,继续将重点放在看待与常识相结合的叙事中,但这种叙事会以一种结果主义的方式与常识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需要暂时放下一些一直坚信的事。在考察证据时,我们习惯性地以为自己很慎重、不偏袒,能够仔细思考并且客观冷静地得出结论。但实际上,我们脑海中已有的观念会最先跳出来,并下意识地更关注与之相符的证据。当证据支持我们的观念时,我们就会马上为自己的观念正确而感到骄傲。要是证据与我们的观念相违背呢?那么,我们可能会费尽心机来自圆其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相信我们之前的观念。如此一来,在被质疑之后,我们可能反倒更坚信自己的观念了。

 

这被称为“确认偏误”。在被告知和未被告知嫌疑人的两种情况下,即便证据相同,指纹专家的匹配结果也有差别。如果已知嫌疑人,专家则更倾向于将指纹与嫌疑人本人匹配。写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不同叙事间的细微差别,也开始关注能证明我的观念有误的证据。比如,我一直觉得上大学能让人更幸福、对社会有益,但并没有证据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我觉得离婚对孩子不好,但对很多孩子而言,他们宁愿父母离婚。

 

如果读完本书,你对于某些叙事的看法更加根深蒂固,那就得考虑一下原因了。这可能是你按照这样的叙事确实感受到了幸福,并且你发现周围的人也是如此。或者可能是你害怕改变,因为这充满挑战和未知,甚至会更令人兴奋。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恐同男性在面对男男性行为时,比非恐同男性更容易产生性兴奋。18我想说的不是所有恐同男性都是潜在的同性恋,而是人的行为和经验是很复杂的,即使对于有明显倾向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改变人们对叙事的看法,而不是简单地提出一套供人遵循的新规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每次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些叙事影响,这将很有趣。因此,在每一章的开头,你都需要在两种不同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为了在遵从叙事和选择幸福之间进行简单的权衡。实际上,遵从叙事也可能会让你获得幸福,但这些假设的选项是为了让你意识到叙事已经对你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哪怕它是让你感到痛苦的。因为本书也聚焦于我们为其他人做出的决定,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帮你的朋友做个选择,这些选择没有对错之分。

 

 

第一篇 追求

 

这一部分包括三章——富有、成功和受教育,分别探讨了三类人们永远乐此不疲的社会叙事。众所周知,这三者任缺其一都会带来焦虑和痛苦,否则我也不会专门讨论它们。然而,社会叙事告诉我们,我们拥有的数量应该更多,质量应该更好。在这种叙事的影响下,人们会认为财富越多越成功,学历越高就越幸福。而这恰恰是一个叙事陷阱,因为你越往上爬,追求这些叙事带来的幸福感就越少,最后甚至会逆转幸福感。想要获得更多幸福,人们的观念就需要从“多多益善”转变为“适可而止”。

 

后者更像是一种“满意度模型”,在这种决策规则中,一旦找到能够满足预期条件的选项,就停止搜索。这与经济学中的“最大化”假设恰恰相反,“最大化”是不停搜索并反复比较排除,最终得到最佳选项的过程。这两种决策模型最初由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巴里•施瓦茨的影响下广为人知。举例来说,基于“最大化”原则预订度假酒店时,人们将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在网上寻找最划算的选择。他们会考虑所有关键因素——价格、位置、房间大小、早餐供应、用户评论,等等,经过仔细权衡然后自豪地认为自己找到了最好的选择。而遵循“满意度模型”的人一旦在预算范围内找到合适的酒店,就会立即预订。

 

我在上文中提到的“适可而止”主要关注每次决策带来的幸福感如何,它并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从自己和身边人的整体幸福感出发,找到一个最适合的选项。在富有、成功和受教育方面“适可而止”,就是幸福的“最大化”。

 

 

第二篇 关系

 

这一部分的三个章节都是关于我们个人生活的社会叙事,以及应该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按照社会叙事,人们应该结婚生子并忠于另一半。但人们的选择还有很多。我并不是让你永远不结婚、保持多角恋关系、不要孩子,而是说要是你选择了其中一种或多种方式,你不应该被严厉地指责。同样,你也不应该指责他人的选择。摆脱叙事陷阱并不意味着就不能选择结婚、生子并忠于彼此,但你选择它们应该是因为它们适合你,而不是社会叙事驱使你做出如此选择。

 

可如果这些叙事在现实生活中不复存在的话,我们是否会变得更幸福或者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被叙事压得喘不过气呢?虽然目前的研究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但是可以让你改变视角。在本书的各个部分,我都希望你能结合自身经验和身边同类人的经验,为自己、为在乎的人、为需要对其负责的人做出决定。

 

 

第三篇 负责任

 

对于适应能力强的成年人,人们除了要求他们遵从有关工作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叙事之外,还期望他们对自己的行事负责任。负责任的叙事要求我们遵从利他主义(某种程度上要有利他的动机)、保持健康(更加重视身体健康、延长寿命),还要凭自我意志行动(自由控制自我行为和感受)。我想谈谈,纯粹的利他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与出于自身利益动机做出的善行相比,并无明显的益处。我还要探讨一下,究竟为何我们无可非议地会被关注驱使,而不是尽可能健康、长久地生活。接着,我还会探索是否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都不如想象中那般自由。最后一部分谈到的是我们评价人类行为的核心:我们应当依据行为带来的影响做出评价,而不是像传统的元叙事坚持的那样,根据意图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