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马里乌斯·詹森
译者：柳立言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2020年03月
ISBN：978754266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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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 日本如何看待世界，就决定它如何行动——日本在近代以及现代的迅速转身，背后都是对世界的认识发生转变。18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从中国的巨大影子中转身，瞥见兰学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之光；19世纪70年代，他们派出一波波的官员学生，学习欧美的制度、技术与经验，并努力将日本建设为西方式强国，成为东亚乃至亚洲的领袖；20世纪70年代，在二战的挫折后，日本转身变成经济强国，却迷失了方向。其*终要走向何处呢？
★ 三个人物故事，勾勒近代日本的大转向——一位日本的中医突然想去亲自看解剖结果，如同一只蝴蝶扇动翅膀，*终带来整个日本学习西方的风暴；一位跟随使团出行的秘书欣喜于国家*终成为欧美列强中的一员，却因为论文对天皇不敬而失去职位；一位记者往来欧美、中国与日本，谋求合作，却见证了二战中日本的暴行。詹森用三个不那么显赫的人物，串起了日本近现代的剧变。
★ 《剑桥日本史》主编詹森凝练之作，了解近代日本转向的必读之书——詹森选择三个人物，以三场演讲的形式凝练地讲述日本两百年的变化，文笔流畅，语言生动，真正的大家小书。
★ 图片中的日本近现代史——精选四十余幅图片以配合文章内容，从石器时代器物，到2017年安倍访美，形象讲述出日本两百年的转变。
内容简介
马里乌斯·詹森以杉田玄白、久米邦武、松本重治三个普通人物的故事为主线，分析德川中期、幕末明治初期及战后昭和期日本人如何重新认识世界，追溯日本人的世界观在思想和心理方面的历史根源。杉田玄白放弃中医转而翻译荷兰的解剖学著作，久米邦武随使节团游历西方但*终因著作对天皇不敬而失去教职，经历二战的松本重治致力于与世界的交往。三个普通人物的背后，是整个日本的转向，而其中的起起伏伏被詹森浓缩进这本小书之中。
书摘 · 插画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 1922-2000），哈佛大学博士，师从费正清和赖肖尔。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1969年创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并担任首任主任。1999年成为首位获得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的外国人。《剑桥日本史》主编，代表作有《日本人与孙中山》（1954）、《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1961）、《日本人的世界观》（1975）、《日本和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1975）、《德川时代里的中国》（1992）、《现代日本的形成》（2000）等。
译者简介
柳立言，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宋代法律和社会史，著作包括《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宋代的家庭和法律》等。
书摘 · 插画
中文版序
本书的内容由三篇演讲组成。这三篇演讲是在十年前美国两百周年国庆时发表的。那时我正想借国庆的良机回顾一下两百年间事物变迁的情况，适值普吉特海湾大学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为“布朗与哈利讲座”的讲题，于是我就决定以两百周年国庆的精神来探讨日本的世界观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变化。就我看来，日本在18世纪从中国的巨大影响下脱颖而出，进入19世纪后则实施一系列全面改革，力求在国力和经济上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而到目前，日本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生产率已取代了过去的政治和军事势力。
为突出重点，我尽可能在以下三个时期——18世纪70年代、19世纪70年代和现代——各选出一位中心人物，他们的功业和生涯足以作为各自时代意识的缩影。这几位当选的人物当然不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们在当时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临近的变化。然而，他们都察觉到自己所参与的变革，也曾予以推动和加速；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能够检讨有生之年所目击的变革。我选择的18世纪70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学习西方医学的先驱杉田玄白医生。他在五十年后撰写的回忆录，把他那个时代日本翻译西方著作日益增长的趋势，和一千多年前日本汉学勃兴的情况加以比较。19世纪70年代我选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国家的岩仓使团的书记官。因为政府领导人想探求西方国家国力和组织上的秘密，为日本未来选择合适的制度做准备，该使团便引人注目地长期游历西方。久米也很长寿，在半世纪后口述回忆录时，他目睹了大英帝国的没落。讽刺的是，他本人却成为被日本社会视为正统的“新神道民族主义”猜忌下的牺牲者。替20世纪70年代选择象征性人物更加困难，因为日本由军国主义走向商业和平主义的不规则进程尚在进行中。我选择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后来是国际机构的负责人，他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和新近问世的《近卫时代》详细刊出了从未披露的史实。
在美国立国的两百年间，世界各国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日本当然不是唯一直面世界巨变的国家。但我以为，这三个演讲可以说明日本人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对这些重要变化的认识及做出反应的速度皆非比寻常。之所以选择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这点阐释明白。我想，有一天对中国提出同样的问题，接着使用同样的方法，才令人感兴趣。例如可以把18世纪时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觐见乾隆皇帝、郭嵩焘出使西方或者王韬留学外国作为对照。乾隆给英国的著名答复——中国并不需要任何英国产品和根本不用的“奇巧之物”——当然是带点夸张的官腔。不难想象，当德川将军同样遇上一个新来的外国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时，也会同样轻易作出傲慢的答复。但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清朝皇帝虽然未曾正式与西方“隔绝”，但无所作为。中国并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长崎的荷兰人居住区有系统地吸取西方知识，也没有人像日本个别知识分子那样着迷于西方知识及其运用。在19世纪，当日本人到西方详细考察时，中国人也去到西方。但可以想象，此中的巨大区别莫过于：明治时代的政府高层领导人几乎半数都曾亲身周游世界，以了解日本进行制度现代化时会遇到的大小问题，而相形之下，中国人离开国内的权位，则有招惹猜疑或不务正业的风险。直到20世纪，这种区别仍然存在。诚然，日本在战争与战败的十多年间与世界大势脱节，但一旦游历和观察的机会重现时，明治时代的范例就再次出现，随之则是大量引进知识与技术，使偏处一方的日本转变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相反，中国却退出国际市场，放弃西方技术，寻求自给自足并实行本土主义。当美国在1976年庆祝建国两百周年时，中国这种可怕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重要的东亚国家首次在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上进行商谈和贸易，一个真正放眼于国际的世界观也许终会形成。
上述情况只不过预示将来可能有更全面的变化。如果这几个讲演能够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事情和挑战提供参考资料，我的所得就极其丰硕了。我对柳立言君承担本书的中文翻译深表谢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研究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以来，中日关系一直是我的学术研究主题，我盼望看到中国读者对这本小书的反应。
马里乌斯·詹森
1986 年 5 月于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