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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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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梦麟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ISBN:9787548447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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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品精选了马相伯、蒋维乔、蒋梦麟、释太虚、李石岑、傅斯年、潘光旦、陈定谟、邹韬奋等35位大师级著名心理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文字。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得他们对中国人心理的认识,对人心与人性的洞察更加深刻。作品字字珠玑,充满智慧、哲思和力量,堪称一次大师汇聚的“心理学的盛宴”。

书摘 · 插画

心理学的盛宴

书摘 · 插画

蒋梦麟,字兆贤,浙江余姚人,著名教育家。1908 年赴美留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7 年回国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务。1930 年 12 月开始专任北京大学校长,任期近 15 年,是该校校史上任期ZUI长的校长。著有《西潮》《梦麟文丛》等。

谈安身立命

  

中国古人谈修养,以安身立命、开物成务为极致。安身立命所以修己,开物成务所以为人。

  

程子注释《大学》中“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一段章句,说“身”字当做“心”字。同样,“安身立命”中的“安身”两字应作“安心”讲。所谓安身者,即是对于拂逆的环境和不利的遭遇处之泰然、怡然,不怨尤、不苦恼的心理状态。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故“安身”是一种颇为难能的道德造诣。即以此故,安身立命才被悬为修养的极致而提倡。

  

有一种人是生来可以“安身”的,那就是冥顽不灵的人。譬如阿Q。被挨打之后,自己对自己说这回算是祖父被孙子打了,于是心安理得,呼呼酣睡。此是天生的麻木不仁。也有人用人工麻木自己的神经与感觉。所谓醇酒妇人,玩物丧志,在有些情形之下是人工麻醉剂,给人心理以“苟安”。

  

有一种安心的方法,古今中外有不知多少的人,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着,那就是命运的观念。相信人间的穷通得失、夭寿祸福乃由命运所决定,而命运又为人所不可抗拒。“乐天知命故不忧”,命运观念的确是人类发明的相当有效的精神安慰法。

  

但我们今日讲安身立命却不能乞灵于宿命论。宿命论寄生于宗教信仰。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日渐衰微,大体上已失却规范人类生活行为的力量;因而宿|314|命论也随之失却其镇定人心的作用。其次,在宗教信仰、宿命论中寻求心安,是对现实的逃避。鸵鸟在沙漠中被猎人追赶得急了,看见一个不大不小的洞穴,就躲将下去,自己看不见猎人,便以为猎人也看不见自己。假使宿命论能够给人以心安,那只是鸵鸟式的心安。

  

中国先哲虽然讲天讲命,但于命字之上另立一义字,主张以义制命,以义处命。命的概念,据程子说,乃为中人而设。盖此等人若不知命,必致见利必趋,遇难必避,得丧必动。上智之人则唯义之安,安于义而无所求。至于闻有命而犹不能安者,则为最下等之人。故在程子辈的心目中,义、命并非对立,命并不碍义,命乃所以为义。程子对于安心的说教是:“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是安于义命者。”

  

个人的穷通得丧归之于无可奈何之命,教人置之不理而一意加强道德上的努力,这是宋儒对于“安心”的说教。他们说,“以义制心”,就是说,“以义安心”。

  

现在我们得讨论到问题的第二橛,“立命”。立命,用现代语说是生命之寄托。安身与立命是不可分的,唯其命有所立,才能身有所安。生命有了寄托,心理才有真正的平安。

  

凡人无不畏死。一念及死,人心即有所不安。关于对死不安的心理克治,罗素建议的方法是:让青年人多发展其本身以外的、客观的人生兴趣与活动。让他们觉得,他们活着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比自身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事业与目标。个人虽死,其所寄托生命与热诚的事业目标并不死灭。除了对于死的恐惧不安,罗素指出,我们还有对于贫穷、对于疾病,对于其他种种不幸的恐惧不安。克治对于种种不幸的恐惧与克治对于死之恐惧的方法并无两样:痛苦不幸来时,我们当念世上还有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事情,世上还有我们生命所寄托的地方。

  

有一种不安比来自不幸的遭遇、痛苦的经验更为深刻,那就是个人生活之随波逐流,没有一个主宰,如朱子说的:“日间但觉为大化所驱,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在这一点上,古代人比现代人较为幸福。第一,|315|古代人有宗教信仰;其次,古代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根深蒂固于每个人的心中,故比较起来,古人容易有安身立命之处。现代人没有了宗教信仰,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也失却了支配人心的力量;而足以指导人生活、规范人行为的新信仰和新价值标准还未能确立起来。于是个人成为无舵之船、无根之草。杜威在《新旧个人主义》一书中极言现代生活的祸害,即为个人失却安身立命之处。个人生活完全受盲目的社会力量所摆布、所决定,个人不能自动、不由自主。个人在社会中,真如朱子所说的,“如在洪涛巨浪之中,不容少顷停泊”。

  

但我们的出路不在乞灵宗教,也不在重建一套静止而僵硬的传统。只有投身于一种值得我们献身的崇高理想、足以使我们寄托生命的伟大运动,我们才能做到朱子所说的:“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

  

在一切时代,安身立命是值得提倡的修养目标;在今日的中国,它更有被强调的必要。二十多年前,罗素曾著《青年的犬儒主义》一文。他所说的犬儒主义即是对一切事情不信任、不起劲、唤不起想象、引不出热诚的心理状态。他说,西欧青年大多犯着犬儒主义毛病,宗教、真理、科学、理性、进步、民主、民族、国家……这种种,他们的父亲、祖父一辈曾经为之热血沸腾、为之摩顶放踵的,到了这一代青年身上却唤不起想象、激发不出热诚。他说,苏联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献身于建立新社会的伟大工程;土耳其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埋头于创造新民族、新国家的艰巨使命;中国青年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正效力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用我们的话,苏联青年献身于建立新社会工程即是立命于建立新社会工程,土耳其青年埋头于创造新国家使命即是立命于创造新国家使命,中国青年之致力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即是立命于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他们没有犬儒主义,因为他们命有所立,所以心有所安。

  

罗素的话说在二十多年之前。现在的情形怎样呢?不说战后,但说战时吧。假使我们所获得的关于英美法苏人民战时生活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包括他们的青年的情绪愉快而振奋,他们的生活艰苦而紧张。怨尤、苦|316|闷、无聊,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位置。这是因为他们投身于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他们献身的正义战争,在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在了。

  

在这点上,我们真愧对我们盟邦的朋友。至少在抗战末期,中国人包括中国青年的情绪逐渐消沉下去,乃至不安起来,至少没有抗战初期那样振奋、那样安定。胜利的爆竹带来了一时的兴奋与美丽的想象。但跟着胜利而来的现实,很快就使我们美丽的想象幻灭了,因而使我们的热诚趋于烟消云散。因此与罗素所说的正相反,目前的中国是有着“青年的犬儒主义”的,很厉害的青年犬儒主义。我们当然不能忽视造成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原因,但主观原因则在于未能投身于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没有在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中生根。社会现实固然足以使我们灰心丧气;但是,难道科学、理性、进步、民主、国家、民族……这种种都不足以唤起我们的热诚,不值得我们献身么?

  

宋明理学家极讲究安身立命的道理。“安身立命”四个字就是从宋明理学书中发掘出来的。我们虽然提倡安身立命,但是我们不能劝告青年人向理学书中钻。他们所讲的“大化”、“性天”,玄之又玄,不啻空中楼阁。他们致命的毛病是将安身立命同开物成务对立起来,不想在开物成务中寻求安身立命;故他们所谓立命,只是象牙塔中的立命,所谓安身,只是鸵鸟式的苟安。

  

假使现代中国青年要讲安身立命呢?历史的使命和时代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大化”,民族国家的命运和社会大众的幸福就是我们的“性天”。为民族国家之命运、社会大众之福利而献身,即是献身于最有价值的事业。而最崇高的目标,也即是历史使命、时代要求所规定的目标。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寻求安身立命,则我们已经实践了宋儒在《识仁》《定性》《西铭》诸经典作品中所阐发的关于安身立命的理论,已经实践了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