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

RM54.40 RM68.00

作者:[英] 彼得·穆尔

翻译:张朋亮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ISBN:978754957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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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题材新颖,主题对人类的生活非常有意义。鬼神莫测的天气曾经是上帝伟力的展现,即使到了科学昌明的今天,地震、台风、暴雨、雪灾、雹暴等天气仍然动辄造成极大的人员、财产伤亡。本书温情讲述了200多年前,十多位不同行业背景的天气先驱,如何利用当时简陋的条件,追踪神秘的天气现象,建立天气预报系统,来服务于航海时代以来人们的商业及日常生活需求。

 

3. 天气小知识十分丰富。对飓风、暴雨、大雪、雹暴等天气来临之前的预兆、形态进行了科普,读来十分有趣。

 

4. 人文情怀浓厚。全书详细讲述了十多位天气先驱追踪天气的惊险故事,他们或乘着热气球飘浮在万米高空中,或乘着小船漂浮在被狂风暴雨袭击的苍茫大海之上,或顶着万千雷电在头顶劈下……追踪着风雨晴雪等天气,艰难地探索着天气是如何科学运行的答案。因此本书不止是一部科学探险史,更是一部科学先驱人物的传记。

 

 

内容简介

19世纪以前,天气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暴雨、海啸、雷电、冰雹、飓风……这些天气动辄夺去数十万生命,令人心生恐惧。直到天气预报的出现,人类的损失才得以挽回一二。

 

那么,这些恶劣天气的成因为何?前人如何解读这些现象,又是如何预测天气的?现代的天气预报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本书讲述了一段长达70多年的天气预报开拓史。书中主角背景各异,有航海家、画家、发明家、天文学家、工程师……他们顶着守旧思想和宗教信条的压力,利用极为简陋的技术条件观测、记录、假设、求证,一步步揭开大气的秘密,并试图窥探未来天气。

 

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彼得·穆尔带领我们深入每位先驱的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揭示了那些惊人发现背后的执着信念与高尚情怀。

新民说·万物·天气预报:一部科学探险史 - 文轩书苑

[英] 彼得·穆尔(Peter Moore)

1983年生于英国斯塔福德郡,入英国达勒姆大学修读历史及社会学。2010年起在伦敦城市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程,2017年任牛津大学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导师。此外,他还著有《恶有恶报》(Damn His Blood),获得各界广泛赞誉。

 

张朋亮 译

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硕士。先后在出版公司、能源企业、政府机构担任过翻译,译有《全球化与澳门》《时间大劫案》等作品。

第7章 慧眼识天

 

1846年7月5日,弗朗西斯·蒲福在他的小册子上写道:“温度是88华氏度(约31.1摄氏度),天气格外热,有雷雨,是个凉爽的下午。”这种天气已经持续好几周了,蒲福似乎在盼望着什么。他的女儿埃米莉此时感染了“一点霍乱”,看上去“有气无力”的。

 

和所有人一样,蒲福也担心当前的这种困境是由坏天气引起的。他推测,伦敦众多人口在炎炎夏日里喘着粗气、冒着热汗,这可能会成为疾病的生发根源。那些有钱又有时间的人们早已逃离城市,到海边去感受清新凉爽的空气了。

 

可是蒲福没有这么幸运。他还是被困在英国海军部的办公室里,仔细研究着一份关于澳大利亚东部和大堡礁海域的考察报告。自从70年前库克船长驾驶着皇家海军舰艇“奋进号”径直驶入这片海域,对于航海者来说,这里至今仍然是一片冒险之地。在后面几周,他将再次执行12小时轮班制。对于一位年过古稀的人来说,这可不简单。虽然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但蒲福的工作效率几乎没有下降。为了远离威斯敏斯特的喧嚣,他在城市边缘的格洛斯特市靠近贝克大街的地方租了一套房子。如今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如从前,身上还挂满了半个世纪之前的累累战伤,但他始终严格坚持着一些养生方法,那就是在距离住所不远的摄政公园进行快步走,还有就是保持每天早晨冲一个冷水浴。在闷热的7月,蒲福仍然停不下手头的工作。此外,他也会和一些朋友共进早餐,比如爱尔兰科学家爱德华·萨宾。7月26日星期日这天,老朋友罗伯特·菲茨罗伊敲响了蒲福的大门。菲茨罗伊一个月前刚从新西兰回到英国,这是他回国以来的首次拜访。

 

“小猎犬号”:了不起的全球航行

 

久别重逢,相谈甚欢。此时距离菲茨罗伊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完成远洋航行已有10年之久了。对这两个人而言,这次航行都是相当成功的。在给英国下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蒲福提到了“菲茨罗伊船长出色的考察工作”。他带着82张精细绘制的图标和8张海湾及海岸线图返回英国,所有图表上都附有注解和航海指南。从此,南美洲海岸再也不会被视为蛮荒之地了。任何军官只要支付几个先令,就可以从蒲福的办公室买到南美洲整个地区的地形图。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菲茨罗伊的图表一直被沿用了一个世纪之久。在航海期间,他一直与蒲福保持着通信。菲茨罗伊非常尊重他的这位领导,甚至还以他的名字给智利的两个海湾命名。

 

如果说地形考察算一次成功之举的话,那么达尔文在沿途采集的大量生物样本,包括各种千奇百怪的贝壳、骨头、岩石和昆虫等,也算一项不小的成就。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在这次航海中配合得相当默契,这让两个人都感到十分满意。不过他们也会相互斗嘴,菲茨罗伊戏谑地把达尔文封为他的“捕蝇者”,或是称其为“亲爱的科学家”。他们在返回英国后,都被人们视为英雄人物,并开始静下心来书写各自的见闻和经历。达尔文非常热衷于这项工作。趁着此次航海之旅的记忆还十分鲜活,他写起来得心应手。相对而言,菲茨罗伊的工作要繁重得多,因为他有太多的记录需要整理。有一次,当菲茨罗伊准备写一本名为《皇家舰船“冒险号”和“小猎犬号”航海考察记》的书时,达尔文瞥见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最初是由菲利普舰长写的,菲茨罗伊正在试着整理。达尔文不禁感叹道:“没有玩具的小男孩的生活是乏味的。”

 

不过菲茨罗伊的生活也谈不上乏味,因为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作为一个精力充沛、拥有贵族气质的年轻人,一个刚刚完成环球航行壮举的海军军官,他在返回英国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对“小猎犬号”的指挥堪称完美。一名跟随他4年的海员曾经写道:“在我刚刚入伍时,如果有人说我不是一个水手,那么我肯定会加以反驳。不过现在我要说,直到我加入这艘军舰后,我才知道真正的水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种高度的赞扬,同时也是实至名归。在5年的航海之旅中,“小猎犬号”从未伤过一兵一卒,损失过一桅一帆。菲茨罗伊在桅杆和下桁上安装避雷针的决定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船只曾被闪电击中过几次,但从未有遭受损失的记录。不过,对于科学界而言,菲茨罗伊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他对观测仪器的维护上。航海日志记录及时,各项数据准确翔实。当他完成环球航行回到英国时,需要把航海中用于确定经度的精密记时表(chronometer)与英国的当地时间进行校对,这时便迎来了对于这次航行的终极考验。经过对比,他在5年中的累计航行偏差只有33秒,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成就。

 

成立于1830年的伦敦地理学会(后改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代表人物包括蒲福)是最早为他授奖的组织之一。该学会于1837年为菲茨罗伊颁发了其最高荣誉——开创者奖章(Founder’s Medal)。不久后,菲茨罗伊又被任命为英国领港公会的13个主持会员之一,该机构是负责灯塔事务的。同时,他还被任命为默西河的管理委员,确保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这条河的适航性。这些都是名利双收的职位,但菲茨罗伊的雄心并未就此止步。没过多久,他步入了政坛,在1841年大选中,作为达勒姆选区的代表在英国下议院赢得了一个席位。此时的菲茨罗伊功成名就,他与一位军官之女——美丽而虔诚的玛丽·奥布赖恩喜结连理。他们可以说是天生一对。菲茨罗伊、玛丽和他们的子女在伦敦的贝尔格莱维亚区高档的住宅区朗兹广场定居下来,这里有大批佣人照顾他们的日常起居。

 

不过,菲茨罗伊在英国政府层级中的步步高升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首先,他当选为英国议会议员。按说到了这个级别,他今后的仕途将是一马平川了,不过菲茨罗伊在竞选活动中锋芒毕露的行事风格导致他与其他候选人之间发生了争吵。大量充满恶毒言辞的信件在菲茨罗伊和他的对手谢泼德先生之间往来穿梭,二人甚至险些诉诸决斗,准备通过武力来一决雌雄。投票日终于到来了,菲茨罗伊赢得了选举,但事情还没有结束。在威斯敏斯特的蓓尔美尔街上,菲茨罗伊被手持皮鞭、守候在联合军人俱乐部(United Service Club)a门外的谢泼德叫住了。“菲茨罗伊船长!”谢泼德大叫一声,“我本不想打你,但是你未免也太嚣张了!”

 

菲茨罗伊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用手中唯一的武器——雨伞与谢泼德斗起来,新闻媒体对这场冲突进行了大肆渲染,冲突最终以菲茨罗伊将谢泼德击倒在地而告终。6这种有失风范的事件,英国议会表面上表示厌恶,但在内部却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据报纸方面报道,这是在英国长久的议会历史上最激烈的一场竞选活动的最惨收场。

 

虽然出师不利,不过菲茨罗伊还是保住了他在议会的事业。他成为坐在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后座的议员,并与未来首相的父亲——约翰·格拉斯顿(John Gladstone)爵士成了朋友。在起草关于促进商船海员教学质量的法案过程中,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还被选派作为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大公在英国巡游期间的陪同人员。1843年,斯坦利勋爵命他出任新西兰总督。至此,一心想在英国议会谋得好职位的菲茨罗伊开始面临两难抉择。离开英国就意味着要放弃他丰厚的薪水和在领港公会里的官职。尽管菲茨罗伊知道,此行“山高路远,条件艰苦”,但出于一种使命精神,他还是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但这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他所选择的一条最为艰险的道路”,一位记者后来写道。经过跨越了半个地球的漫长航行,他终于到达了新西兰。而此时的新西兰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且被当地的毛利人与西方殖民者之间的斗争搅得四分五裂。他花费了两年时间调解这场冲突,但冲突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1845年,鉴于事态进一步恶化,他被斯坦利勋爵召回。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对自己在新西兰出任总督期间的情况进行说明,菲茨罗伊将此次经历写成了一本小册子,供政客们传阅(此刻未来首相威廉·格拉斯顿正在阅读),但他的问题还远未结束。他乘坐一艘名为“大卫·马尔科姆号”(David Malcolm)的商船返回英国,该船是由慵懒懈怠的凯布尔船长指挥的。他们从新西兰向东航行,穿越太平洋,而后凯布尔指挥船只直奔麦哲伦海峡。虽然菲茨罗伊数年之前曾在这里驾驶捕鲸船乘风破浪,带领考察队翻山越岭,但他对这片海域那桀骜不驯的性格仍然记忆犹新。他写道:

 

麦哲伦海峡的狂暴、阴郁和荒凉是人尽皆知的,不过,偶尔遇到晴天时,这里的壮美风光,包括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峰、辽远广阔的冰川、光影交织的森林、巍峨耸立的峭壁、大大小小的瀑布,以及承载这一切的深蓝色的海洋,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绝无仅有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变化无常。凯布尔船长指挥船只几乎穿越了整个麦哲伦海峡,驶往位于南美洲东海岸的仁慈港(Mercy Harbour)。到了港口,他抛出的缆绳很短,放下的锚也是最轻的,之后就回到甲板下休息了。菲茨罗伊对此感到十分无奈。所幸他随身携带了两个甘油气压计。后来他写道:

 

4月11日,当船从海上归来后,竟然以这种方式下锚停泊,很多帆桁都未收束,还高高地悬在上方,虽然我的两只甘油气压计显示风暴就要来临了,但(凯布尔)像往常一样又去睡大觉了。当风暴开始的时候,我急忙催促这位船长降下桅杆、帆桁和转向索,同时把第二个锚准备好。做完这些之后,我们的船长再次回到甲板下的休息室,进入温柔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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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莱克西斯俯视伦敦,《伦敦新闻画报》,18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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