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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读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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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时间:2019年08月

ISBN:978755381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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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历史学者张宏杰2019年全新重磅力作,集二十年思考之大成,一本书理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

 

2. 高屋建瓴的史学视角和思维,在更宏阔的世界视野下回顾中国历史,用50个专题探讨历史大问题,见微知著,化繁为简,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3. 不读中国史,不知中国之伟大;不读世界史,不知中国之特质!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在中国与世界的有机互动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4. 聚焦规律与路径,拆解历史大问题!以无厚入有间,在历史的缝隙中,拎起串联古今中外发展规律与真相的引线。

 

5. 葛剑雄、许纪霖、许知远、马伯庸、姜文等众多历史学家、文化名人联袂推荐,值得一读的重磅好书!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世界其他文明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并未改变中华文明的本质,反而更彰显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本书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之下,理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帮助读者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对中国史的整体概念。同时,本书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书摘 · 插画

张宏杰

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已出版作品目录:

《饥饿的盛世》(第一版名为《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张宏杰讲乾隆成败》

《千年悖论》

《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坐天下》(第一版名为《坐天下很累》)

《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朱元璋传》

《给曾国藩算算账》(京官时期)

《给曾国藩算算账》(湘军暨总督时期)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全三册)

《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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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古代中国对商人的防范

 

 

上一章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除了欧洲,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商业也很繁荣,但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才能出现自治城市呢?

 

首先,欧洲毕竟存在过漫长的希腊—罗马文明,它的历史基因虽然一度潜伏,但是仍然对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因此,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城市里的事太纷纭复杂,封建主也不知道怎么管,乐得拿钱了事。

 

最后,欧洲在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

 

“欧洲商人的地位及权力,在欧亚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中国是学者主管行政,日本是军人治理国事,马来西亚地区和印度拉杰普特诸国是地方贵族管理国家,但没有一个地方是由商人当权的。”

 

在世界各国当中,古代中国对商人的歧视非常直接而彻底,这决定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路径不可能与西方同步。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说,人类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赋,这会导致市场分工的自发演进和市场秩序自身的不断扩展。但是这一理论在中国不尽适用。在古代中国,“政治地位高于一切,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会生活领域扩张”。确实,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万能,那么中国传统社会则是权力万能。

 

因为权力的独占性,所以历代君主都对商人阶层抱有戒备和歧视心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敏锐地认识到,经济力量会威胁政权的稳 定。

 

管仲说:“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贾,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贾,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国家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有些人又太穷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刑罚也威慑不住他。这样就会导致天下混乱。

 

因此,管仲提出了著名的“利出一孔”理论,即天下所有的好处,天底下所有的利益,都要从由权力这个“孔”出来,由君主来赐予。他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经济权力由国家统一掌握,这样的国家才强大无敌;国君用政策来决定你的贫富和生死,老百姓就拥戴国君如日月,亲近国君如父母了。

 

在其他很多古文明当中,商业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 力。公元前3000年,中东的亚述人就开始签订商业合约,那个时候甚至有这样的合伙协议书:14个人集资26块黄金成立一个基金,交由一名商人管理,这个商人也拿出4块黄金加入。基金时效4年,收益的1/3归这名商人。

 

而罗马人发明了法人制度,创造了公司的雏形。“在罗马法中,人是指能够拥有财产权,能够起诉和被起诉的任何个体。”“用法律保护个人权利,明确所有权归属,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场形成的前提,也许正基于此,很多学者才把发明公司的荣耀归于罗马人。”“罗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资,选举管理人经营业务。”

 

古希腊梭伦(Solon)改革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就是“重商”。梭伦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措施,他颁布法令:来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获得公民权,他还特别鼓励手工业品的出口。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特别是出口的迅速发展。

 

而大致与梭伦改革同时代的中国法家变法,几乎无一例外地“抑商”。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他宣布“废逆旅”,即废除旅馆,使外出经商的人没有住处。他用重税限制农民弃农经商,指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加重关市税收,那么农民就会讨厌经商,商人也会有退缩之心。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儿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规定商人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4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2种料子的衣服。商人即使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记得我中学时读世界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是讲西方资本主义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说因为欧洲的国王们很穷,打仗办事得向商人们借钱,钱借多了还不起,结果国王们就被新兴的资产阶级控制,不得不制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读了这些之后我大惑不解:君主怎么会被商人控制?抄了商人的家,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吗?西方的君主怎么那样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