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ISBN：9789869677738
*此为预购书籍，到货时间为6-8个星期（约2个月）。
*若现货书籍与此书籍一同下单，则会等书籍到齐后才安排配送。
*下单前请查阅【注意事项】的栏目以及自行斟酌，若能够接受再进行购买。
内容简介
◎第43屆金鼎獎圖書類「文學圖書獎」
◎第12屆香港書獎
◎第41次中小學生讀物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如果允許我再有一個奢望，我想說：我在《回憶錄》中所記述的個人學思歷程，無論得失如何，也許可以獻給新一代求學的朋友們，作為一種參考。——余英時
全球華人引領翹望，期待已久的鉅作，《余英時回憶錄》終於問世了。余英時教授不但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一屆唐獎得主，更曾在2006年獲美國克魯格學術獎肯定，可謂聲蜚國際。更重要的，他多年堅持反共、平反六四的立場，從不受各種利誘而動搖，遙居人格者高位。這部回憶錄具現他從成長求學迄今的心路歷程，以及轉折，與時代變亂相綰繫，從而形塑生命中深沉與不斷思索的肌里，是當代難得一見的，最重要的學人心史。從訪談到成書，歷十二寒暑，成書之不易與下筆之慎重，可見一斑。
在一個缺乏理想和理念的年代，《余英時回憶錄》的問世，不啻暮鼓晨鐘，發人省思。
作者简介
余英時
祖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歷任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6年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屆唐獎得主。著有《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197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1978）、《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1995）、《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1998）、《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2004）、 《中國文化史通釋》（2010）、《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2011）、《方以智晚節考》（2012）、《論天人之際》（2014）、《余英時回憶錄》（2018）等多種。
目录
序 從「訪談錄」到「回憶錄」
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二、文字禍
三、五四運動的性質
第二章 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一、我認識共產主義的過程
二、抗日戰爭的背景
第三章 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
一、入讀東北中正大學
二、北平閒居
三、上海行
四、燕京見聞
五、燕大學人
六、「入團」經過
第四章 香港與新亞書院
一、轉學新亞書院
初入錢門
師生之情
唐君毅先生與新儒家的興起
二、校外求知
三、自由知識人的政治文化動態
香港流行的反共刊物
《人生》與《自由陣線》
友聯集團及其創建人
友聯的規模與影響
《祖國周刊》的獨特作用
尾聲
第五章 美國哈佛大學
一、初訪哈佛
哈佛燕京學社的接待
「一見如故」的邢慕寰
「訪問」一年的工作回顧
向楊聯陞先生問學
旁聽三門課
帕森斯的「社群系統」
布林頓的歐洲近代思想史
基爾莫的「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
二、攻讀博士學位
賽門的羅馬史
懷特的歷史哲學
佛烈德里治的古代政治思想史
費正清的專題研究課
日文專修
追隨基爾莫讀文藝復興
博士論文
三、中國人文學者在哈佛的歷史發展
第一階段：中國現代人文研究的開端
第二階段：「商量舊學‧涵養新知」
第三階段：全新的轉向
高友工的「為己」之學
張光直：友誼與論學的反思
新階段的特徵
试读
序
從「訪談錄」到「回憶錄」 ⊙余英時
這部<<回憶錄>>並不是我自己最先發願撰寫的。它的起源有一段曲折的歷程，必須先交代出來。
二〇〇七年深秋，廣州李懷宇先生初訪美國，即到普林斯頓來訪問我。這是我們事先在電話中約定的。他告訴我，他早已讀過我的文字，一直希望有機會和我作較長時間的談話。那時他還是報刊記者，以訪問學術和文化界的前輩，著稱於世。他的多種訪談論集已廣為流行。見面之後，他立即向我提出一個請求：希望我能多給他幾天的時間，使他可以對我進行比較詳盡的訪問。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一方面，我不去中國大陸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他沒有見到我的機會；另一方面，他這趟訪美是一次極為難得的機遇，重遊則渺不可期。他的敬業精神和懇切的態度深深感動了我，於是我一諾無辭答應了下來。
懷宇訪問我不止一次。第一次我們好像談了三、四天，每天他來我家，盤桓大約四、五小時，把我們之間的問答和討論都一一錄音保存了起來，以備回國後整理。接著他和其他華裔學人有約，便離開普林斯頓去訪問他們。由於訪問的對象都是我認識的朋友，他在訪問中自然而然地和他們談論到我，因而收集到更多的關於我的資料。所以訪問告一段落之後，他又重來普林斯頓，要我對他新獲的資料加以印證。我已記不清楚他先後來過普林斯頓多少次，但他在訪問歷程中所表現的嚴肅和認真，大致如此。
其次，我要談談我們對話的範圍和主要內涵。最初我假定懷宇大概關注的是我對大陸現狀和未來可能發展的看法。不料他一開始便從我的童年問起，然後順著時序，一路追詢到眼前。但是訪談並不是一問一答那樣簡單和直接，遇到人物和事件，他覺得如須進一步澄清的，懷宇便停下來從各種角度提出問題，逼著我從記憶深處窮源竟流，重構往事，然後再展開討論，直到我們都感到滿意為止。我們在這一方面所費去的時間往往超過一般的問答。但我也必須指出，懷宇的窮究不捨對於我記憶力的恢復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許多久已忘懷的事竟都在這種窮究過程中復活了。
第一天訪談下來，我已明確地意識到：我們所做的是一種「口述歷史」(“Oral history”)。我一向沒有寫自傳的願望；當時口述歷史雖很流行，對我也不曾有過吸引力，但感於懷宇的滿腔熱忱和充分準備，我終不忍掃他遠來之興，別提他議。而且我原想到，趁這個機會為自己留下一部比較可靠的生命紀錄，也未嘗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至於是否公之於世，則不妨留待將來再行斟酌。
最後我要鄭重介紹一下訪談所寫成的文本。懷宇回到廣州以後，開始根據錄音撰寫「談話錄」。但他不是僅僅把我的口述錄音轉化為文字而已。事實上，他先做了許多擴大材料的工作，包括廣泛閱讀我和師友輩的撰述，因為其中往往保存了有關我的往事記載。在這一擴大的基址上，他建立起一個比較廣闊的歷史脈絡，然後才將我的「談話」順理成章地安排在內，因此讀來如行雲流水，暢通無阻。
懷宇先後寫過兩個「談話」稿本。第一稿分上、下兩篇：上篇十章，大約十二、三萬字，主要是我的口述紀錄：下篇是他自撰的<<小書齋雜記>>，分為二十個小題目，根據「談話錄」和其他相關資料，對我個人作比較親切的介紹，大約也有六、七萬字。我們之間本有一個約定：訪談稿必須經過我審閱和改過之後才能進一步考慮是否出版以及如何出版的問題。所以他初稿寫成之後，立即如約寄來。但我當時正忙於著述，無暇全力及此。為了不讓懷宇久等，我將增改的前面三章先寄還給他，請他斟酌。不料我的增改引起了他重寫全稿的興趣，竟將口述部份擴大成二十章，比初稿詳盡多了。他希望我將全稿增改以後，再由他整理一過，寫成定本。
但這時我對這部談話錄究竟應該怎樣處理的問題，感到有鄭重思考的必要。我的主要考慮是這樣：如果依照懷宇的計劃，他最後寫出來的將是一部翔實而生動的「口述自傳」，書稿既化去如此巨大功力，而且又已獲得允晨文化公司的熱心支持，完成之後自不能置之高閣，緊接著的下一步當然是印成專書。問題便恰恰發生在這裡。上面已提到，我從來無意寫自傳，因為自傳必然以自我的個人生活和思想為敘事的核心。這是我想極力避免的，一再思慮之後：我想到另一種敘事方式：將原稿的「口述自傳」體改變為「回憶錄」體。換句話說，這是將訪談的重點從我個人的生活和思想轉換為七、八十年來我個人所經歷的世變。
從一九三七年抗日開始──也是這部訪談稿的開始——到今天，是中國現代史上變亂最劇烈的一段時期。我深切感到：如何將這一特殊歷史階段的重大變動在訪談稿中呈現出來，其意義遠大於追溯我個人生命史的發展。懷宇的第二稿已提供了一切基本的原始史料，我祇要轉移重點，再補充一些訪談所未及的細節，便可以將「口述自傳」改換成我構想中的「回憶錄」了。懷宇非常大度地同意了我關於轉化重點的提議，於是我才開始這部「回憶錄」的撰述。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回憶錄」既同樣建立在懷宇第二稿的基礎之上，它當然也必須包羅在「口述自傳」的範疇之內。所以追究到最後，「回憶錄」和「口述自傳」之間祇能理解為部份與整體的關係，前者是後者的一個組成部份。
回憶錄因個人的處境互異而各有不同，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一生都在研究和教學中渡過，因此回憶也只能騁馳在學術、思想和文化的領域之內，不用說，我所經歷的世變也是通過這一特殊領域得來的。我希望我的回憶對於這一段歷史流變的認識稍有所助。同時我也相信，一定會有和我同代的其他學人，以不同方式留下他們的回憶。這樣的回憶越多越好，可以互證所同、互校所異。讓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蒯因(Willard V.O.Quine,1908-2000)和懷特(Morton White, 1917-2016)同是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不但共事二十多年，而且思路一致。兩人晚年各寫了一部自傳，前者是<<我的一生>>(< ,1985>，後者是<<一個哲學家的故事>>(<>,1999)。這兩部書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合起來讀，我感到美國當時哲學界和一般學術界的動態已充分地展現了出來。我曾和他們生活在同一時代，甚至處於大致相同的學術世界之中，平時又很注意他們的思想趨向。所以我敢說，我的讀後感是比較親切而深入的。這個例子使我相信一個時代的回憶之作愈多，後人變愈能掌握它的歷史動向。這也是我出版這部「回憶錄」的另一動機：拋磚引玉，激起更多學人追憶往事的興趣。
最後我必須對廖志峰先生表達最誠摯的感謝。他不但一開始便重視懷宇的「訪談錄」，而且一直關注著「回憶錄」在允晨的出版。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在今年九月中旬竟特別為此從台北到普林斯頓相訪。在兩個下午的長時間討論中，我們涉及了一切相關的問題，包括文本的校改、自序的長短、書式的編製、照片的取捨，以至下冊的撰述等等。我們一見如故，溝通流暢，在許多問題上都不謀而合，片言即決。這是我近年來和朋友聚會最感愉快的兩天。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余英時
===
第一章 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一、潛山九年
一九三○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貫卻是安徽潛山。不過我的籍貫不是掛名的，因為我後來在潛山故鄉住了九年（ 一九三七—一九四六）。為了說明為甚麼會在鄉間住了這樣長的時間，我必須交代一下家世背景。這要從先父（諱協中，一八九九—一九八○）一代說起。
根據我家的家譜，余家早在潛山縣官莊鄉落戶，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來都沒有產出過舉人、進士，因此都守在鄉間，沒有遷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沒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勵四個兒子讀書，只有我父親因為是最小的兒子，才獲得較好的機會。但父親生在清末，已無科舉可考，只能爭取接受現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後在安慶、南京、北京讀中學以至大學，最後從燕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當時畢業論文是〈劉知幾之史學〉，由陳垣（援庵）教授指導寫成。但他對歐洲史、美國史興趣更大，所以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在美國考爾格大學（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學都是讀美國史。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還不夠開銷，我父親上學和留學是靠借錢和出賣部份田地才辦得到的。他只在美國讀了兩年，取得碩士學位便回國了。回國以後第一件事便是工作還債。一九二九年他繼蔣廷黻出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本來是有意長任下去，不幸我母親因生下我而逝世，這對我父親的打擊太大，一年以後便離開天津了。
以後我記得隨父親先後住過南京和開封。父親便在資源委員會擔任過專門委員之職，研究美國史與國際關係，這是在南京的時期。抗戰前幾年，父親的好友蕭一山在開封河南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邀請他做文史系主任，當時范文瀾也在系中，他們認識，不過不算有深交。所以我的記憶中有不少關於開封和河南大學的片斷。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開始，我記得一家人乘鐵皮火車從開封到南京，再坐輪船到安慶，在安慶住到年尾，日本軍隊已威脅到我們的生存了，這樣便回到潛山的故鄉官莊。我有系統的記憶便是從這時開始的，以後的事有些至今猶如在眼前一樣。我說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親這一代才離鄉外出，但根還在故鄉，遇到戰爭的危機，父親決定把家人送回鄉下。不過父親跟政府遷去重慶，我是和伯父、伯母一起回鄉的。如果父親、伯父這一代或更上幾代早就移居大城市，我便沒有機會回鄉了。
我那時才七歲，初從城市回到農村，事事新鮮，興奮之至，所以記憶深刻。我在鄉下住了九年，和父親隔得很遠，但他的影響還在我心中發生作用。第一是從他那裡得到重視知識和學問的價值。父親受上一輩人如陳垣、洪業等人影響，尊敬有學問的人，自己也時時進修。他雖在抗戰時期進入考試院作參事，這是清水衙門，仍有時間讀書寫作。抗戰後他在瀋陽受杜聿明委託創辦東北中正大學，這是他在中國大陸上做的最後一件事，仍是研究與教育。第二是父親編著的一部幾十萬字《西洋通史》，對我很有啟發。小時候看不大懂，但漸漸入門，對著作很肅然起敬。這大概是我學歷史、又好讀西方文化史之書的一個背景因素。
官莊鄉是一個典型的窮鄉僻壤，是萬山之中的農村，當時與安慶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當時所看到的官莊鄉，和一、兩百年前的情況沒有本質上的差異，不過更衰落、更貧困而已。那裡沒有電燈，只用油燈照明，也沒有自來水、汽車之類的現代設備，鄉親依然過著原始的農村生活。那時我們鄉下基本上就是一個自治社會，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互相聯繫，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織成了一個大網，大家都是親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規維繫生活秩序。異姓家族之間，或同族之內，有時免不了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衝突，但大致都可通過鄉紳或本族長老而得到調解，從不向官府訟告。
我在鄉下生活了那麼多年，無意中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這是我後來才發現的。這一段經歷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識青年略有不同。在我大學時期的同學中，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的，談到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切身經驗：傳統社會的種種生活是怎麼樣的，他們往往不甚清楚，因此很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地主和農民之間只存在著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是兩個互相仇視的階級。就我所見，地主和農民並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階級，彼此不能容忍、對立的。在我們安徽那一帶，實行永佃制，佃戶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趕走他，也不能欺負他；佃戶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我在鄰縣桐城縣舅舅家裡，有一次看到地主去收租，看佃戶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藝術的，打得不乾淨，有三分之一還在裡面沒打出來，地主一點辦法都沒有，也沒有那麼深的階級意識。有些租田的佃戶還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還要向他磕頭，這就是階級界限減輕了。我常常說，中國這麼大一個社會，比整個歐洲還大，不可能每個地區都是一樣的。不能說沒有衝突，佃戶與地主的衝突到處都發生，但是那個衝突是不是提高到所謂「階級鬥爭」呢？個人所見是不同的。有的是佃戶欺負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那是沒有辦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強的退休官員，有勢力，欺負佃戶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論。
我的教育一般講是「失學」，從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六年的九年時間，很少正式上學，小學、中學都是分散地上過一兩個學期。嚴格地講，我不但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也沒有受到很好的傳統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時期，我是在山水之間度過的。唯一與後來研究有關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啟蒙，讀的是《史記》、《戰國策》、《古文觀止》一類的普通文字，還是選讀，並非從頭到尾背誦。《四書》是讀過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鄉間老師都保守，不會寫白話文。我大概十二、三歲就接觸唐詩、宋詞了，因為記起來容易，比較喜歡，接著便學會平仄，試作五、七言絕句。關於西方的書籍，我根本沒有碰到。
父親抗戰期間一直在重慶，我跟著二伯父（諱立中）一家在鄉間生活。一九三八年的舊曆年，我第一次看見伯父寫大批的紅紙春聯，其中有一條幅是「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我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為「國」字。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我在桐城縣舅舅家裡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時代唯一記得的「城市」，其實也是閉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負，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傳統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響，對舊詩文發生了進一步的興趣。我的二舅父張仲怡先生能詩、善書法。他是清初張英（一六三八—一七○八）、張廷玉（一六七二—一七五五）的後代，在桐城是望族，與方、姚、馬、左齊名，但那時也相當衰落了。由於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來往，我從他們的交談中，偶爾學得一些詩文的知識。我至今還記得他在鍾馗畫像上題了一首七絕：「進士平生酒一甌，衣衫襤褸百無求。誇人最是安心處，鬚髮鬅鬆鬼見愁。」他的初稿首句最後三個字原作「仕不優」，他以詩稿示一位詩友，那位詩友立即指出：「仕不優」當改作「酒一甌」。二舅父大喜稱謝，稱他為「三字師」。「酒一甌」自然渾成，遠比「仕不優」的生硬為佳。我在一旁聽到這改詩經過，很受啟發，懂得詩句原來是要這樣「推敲」的。
我後來研究的對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適都是安徽人，但這跟地緣一點也沒有關係，因為我從來沒有很深的鄉土意識。剛好這幾個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這些人時沒有注意是哪裡人，更不是認為他們是我的同鄉，我一定要予以表揚。朱熹雖然說是徽州婺源人，實際上是在福建出生與長大的，所以他在理學上是歸於「閩派」的。我根本沒有考慮朱熹跟安徽的關係。事實上，我本來並沒有計劃要寫朱熹，只是由於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了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幫助。這種體驗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所以我後來讀到有些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的中國調查，在我看來有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沒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經驗與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數字上的，因為社會學調查通常都是問卷方式。然而中國人對問卷的態度跟西方人不一樣，中國人答覆常常不可靠。外國人答的問卷基本上是真實的，他們有這個傳統。中國人就怕我這個話說錯了，將來出問題，所以要保護自己，許多話都不肯說真的，或者有相當保留，甚至於歪曲的。有一位人類學家在印尼華僑社群做過問卷調查，但他發現兩次問卷，同一問題都有先後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